文心雕龙·明诗卷六(2)

　　〔译文〕汉朝初年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它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柏梁诗》。当时有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时朝野的作品，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班婕妤的《怨诗》，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暇豫歌》，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邪径谣》，都是五言的。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十九首》，写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说是傅毅所作。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朴质而不粗野，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则颇有新的特点。
　　（四）暨建安之初1，五言腾踊。文帝、陈思2，纵辔以骋节3；王、徐、应、刘4，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5，狎池苑6，述恩荣7，叙酣宴8；慷慨以任气9，磊落以使才10。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11，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12，诗杂仙心13；何晏之徒14，率多浮浅15。唯嵇志清峻16，阮旨遥深17，故能标焉18。若乃应璩《百一》19，独立不惧；辞谲义贞20，亦魏之遗直也21。
　　〔译文〕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至如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
　　（五）晋世群才，稍入轻绮1。张、潘、左、陆2，比肩诗衢3。采缛于正始4，力柔于建安5；或木片文以为妙6，或流靡以自妍7：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8，溺乎玄风9；嗤笑徇务之志10，崇盛亡机之谈11。袁、孙已下12，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13，莫与争雄14。所以景纯《仙篇》15，挺拔而为俊矣16。宋初文咏，体有因革17；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18。俪采百字之偶19，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20，辞必穷力而追新21。此近世之所，竞也。
　　〔译文〕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六）故铺观列代1，而情变之数可监2；撮举同异3，而纲领之要可明矣4。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5，则清丽居宗6。华实异用7，惟才所安8。故平子得其雅9，叔夜含其润10，茂先凝其清11，景阳振其丽12。兼善则子建、仲宣13，偏美则太冲、公干14。然诗有恒裁15，思无定位；随性适分16，鲜能通圆17。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18，则出自篇什19；离合之发20，则明于图谶21；回文所兴22，则道原为始23；联句共韵24，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25，故不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