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明诗卷六

文心雕龙·明诗卷六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中另以专篇论述。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分四个阶段：一、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第二段），二、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第三段），三、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第四段），四、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第五段）。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第六段）。
　　《明诗》是刘勰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雅润”、“清丽”四字，比曹丕讲诗的特点是“丽”（《典论•论文》），陆机讲诗的特点是“绮靡”（《文赋》）有所发展。除了表现形式的特点，刘勰还强调诗歌“持人情性”和“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而不满于晋宋以后诗歌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发展倾向；认识到诗的产生是诗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发情志；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等。这是较为可取的。刘勰对《诗经》是很尊重的，本篇对《诗经》的内容和形式虽然都谈到了，但局限于前人旧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这说明刘勰对《诗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够的。
　　（一）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1圣谟所析2，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3；舒文载实4，其在兹乎？诗者，持也5，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6；持之为训7，有符焉尔8。
　　〔译文〕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的含义是扶持，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
　　（二）人禀七情1，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辞云2，《玄鸟》在曲3；黄帝《云门》4，理不空绮5。至尧有《大唐》之歌6，舜造《南风》之诗7；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8；太康败德9，五子咸怨10：顺美匡恶11，其来久矣。自商暨周12，《雅》、《颂》圆备13；四始彪炳14，六义环深15。子夏监“绚素”之章16，子贡悟“琢磨”之句17；故商、赐二子18，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19，风人辍采20。春秋观志21，讽诵旧章22；酬酢以为宾荣23，吐纳而成身文24。逮楚国讽怨25，则《离骚》为刺26。秦皇灭典27，亦造《仙诗》28。
　　译文〕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三）汉初四言，韦孟首唱1；匡谏之义2，继轨周人3。孝武爱文，《柏梁》列韵4。严、马之徒5，属辞无方6。至成帝品录7，三百余篇8；朝章国采9，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10，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11，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12，始肇半章13；孺子《沧浪》14，亦有全曲15；《暇豫》优歌16，远见春秋；《邪径》童谣17，近在成世18。阅时取证19，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20，或称枚叔21；其《孤竹》一篇22，则傅毅之词23。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24，直而不野；婉转附物25，怊怅切情26：实五言之冠冕也27。至于张衡《怨篇》28，清典可味；《仙诗缓歌》29，雅有新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