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读后感2000字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读后感2000字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理解昆德拉/许钧

中国读书界对昆德拉的了解得益于翻译界的工作。就我所知，国内对昆德拉的翻译，比较早的是韩少功，他与他姐姐合作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中译名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于198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十五年来，昆德拉的作品，除了早年用捷克文写的诗歌和剧本，以及2003年三月才推出的法文版小说《无知》，几乎都被介绍到中国来了，有的还有几个译本。我不知道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引进昆德拉的十三部作品之前，哪些出版社购买过昆德拉的中文简体字版权，但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都没有以合法的手续购买版权。我特别赞同艾晓明在1996年香港《明报周刊》上讲的那段话：“为了避免作品‘橘逾淮而成枳’的宿命，我想，我们是否需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有没有可能按照《伯尔尼公约》和既有的著作权法，礼待昆(德拉)先生，然而再考虑，有没有可能原原本本地介绍他的文字？”这两种可能，上海译文出版社现在都给我们提供了。我想，有了这两种可能，我们便有了进一步理解昆德拉的可能性。

说起昆德拉，有人会说他在他的祖国捷克影响力不大，怎么在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反响，是不是有点反常？实际上，昆德拉早在移居法国之前，已经是捷克第四届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只是因为带头说了真话，才被开除出党。据蒋承俊介绍，在1977年，捷克有七十六名人民艺术家、三百六十名功勋艺术家、七千多名艺术工作者签名发表了捷克斯洛伐克文艺界《宣言书》，其中曾这样写道：“……我们极端鄙视这么一帮子人，他们狂妄自大，虚荣心重，优越感强，自私自利，无耻之尤，甚至为了几个臭钱，不惜出卖自己祖国的利益，参加了叛徒集团，脱离了人民，离开了人民的生活，背弃了人民真正的利益而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反人道主义的工具，堕落为那些颠覆和制造各国间不和的人的传声筒。”在这样的声讨中，昆德拉的作品在捷克当然不可能流传，不流传也就不可能有影响。我觉得这种情况一定会有改变，历史会说话的。

昆德拉在中国的影响确实不小，但在西方，昆德拉的影响更为持久而广泛。他在美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还有在以色列，都获得过文学大奖。据我们了解，他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20种语言，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了译文，在世界广为流传。实际上，是翻译造就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昆德拉，是翻译赋予了昆德拉的作品以丰富的生命。

昆德拉的作品被广泛翻译，甚至不断重译，说明了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昆德拉作品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其独特的个性和多重的解读可能性。应该说，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是昆德拉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国内，有哲学家如复旦大学的俞吾金，从哲学角度对昆德拉的话语世界进行过阐释，认为其作品“铸造新的时代精神”；比较文学家乐黛云认为昆德拉“成功地完成了哲理与故事、梦与现实的结合，或者说创作了一支把哲学、叙事和梦合为一体的复杂交响乐”；文学评论家们则更推崇昆德拉掀起的小说“革命”，对其小说的“新”与“奇”，对其小说技巧的创新进行探讨。可以说，就阐释的多样性而言，近二十年来，从国外译介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几乎没有哪一个能与昆德拉相比。我想，随着这次昆德拉作品的系统、全面地推出，为我们全面评价和理解昆德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昆德拉的作品的生命力，还在于围绕昆德拉本人及其作品，有着种种的不解，甚至误解。实际上，不解甚至误解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所不可避免的。昆德拉深刻地认识到不解甚至误解的不可避免性，就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在第三部分就有一部小小的“不解之词汇集”。诸如忠实与背叛，灵与肉，存在的轻与重，对所有这些有关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他看来就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认识和“误解”。而他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深刻的哲理开头，结束于悲怆的诗意氛围中，为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不可避免的误解所产生的深刻原因。既然不解和误解普遍存在，那么就作品而言，在翻译和接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误读。从作品的理解、翻译和接受的历程来看，误读是必然的。个人的误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集体性的强迫性误读。比如，以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标准，对昆德拉的作品进行唯一的评判。在我看来，好的翻译应该是为理解开拓空间。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以往的译本中常有删节和改动，这是为避免误读而实际上又造成误读的原因之一。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系列译介昆德拉，我想其中大部分的删节或改动是有可能还其真面目的。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我们全面理解昆德拉提供了新的可能。再说随着国际文学界对昆德拉的不断解读，也开拓了我们认识昆德拉的视角，为我们翻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昆德拉对翻译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也有比较明确的原则，我想我们翻译昆德拉，首先应该尊重他，至少对他的思想，对他的风格，对他在文学上的独特追求，应该尽可能在翻译中表现出来。我在重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有三条原则：一是尽可能全面地理解昆德拉；二是力求再现昆德拉作品的风格特征；三是尽可能避免误译，并不随意删改原文。但愿我们的努力能有益于国人从对昆德拉的不解甚至误解，进一步走近昆德拉，理解昆德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读后感2000字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象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这就是尼采说永劫回归观是最沉重的负担的原因吧。

如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

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

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

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正是提出了这一问题。他看到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称为积极的(光明，优雅，温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区分实在幼稚简单，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哪一方是积极？沉重呢？还是轻松？巴门尼德回答：轻为积极，重为消极。

他对吗？这是个疑问。唯一可以确定购是：轻/重的对立最神秘，也最模棱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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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断回想起那位躺在床上，使他忘记了以前生活中任何人的她。她既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个被放在树腊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她睡着了。他跪在她的床边，见她烧得呼吸急促，微微呻吟。他用脸贴往她的脸，轻声安慰她，直到她睡着。一会儿，他觉得她呼吸正常了，脸庞无意识地轻轻起伏，间或触着他的脸。他闻到了她高热散发的一种气息，吸着它，如同自己吞饮着对方身体的爱欲。刹那间，他又幻想着自己与她在一起已有漫漫岁月，而现在她正行将死去。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能死在她之后，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他挨着她的头，把脸埋在枕头里过了许久。

与特丽莎结合或独居，哪个更好呢？

没有比较的基点，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检验何种选择更好。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象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总象一张草图的原因。不，“草图”还不是最确切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件事物的轮廓，是一幅图画的基础，而我们所

说的生活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最终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

“EinmaliStKeinmal”托马斯自言自语。这句德国谚语说，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象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如果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根本没有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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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与其他人一起过夜。如果在情人家里，那太容易了；他爱什么时候走就走。她们在他家里则难办些，他不得不解释自己患有失眠症，与另一个人的亲近会使他无法入睡。这并非全是谎言，只是他不敢告诉她们全都原因：做爱之后，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愿一个人独处。他厌恶半夜在一个陌生的身体旁醒来，讨厌早上与一个外来人共同起床，不愿意别人偷听他在浴室里刷牙，也不愿意为了一顿早餐而任人摆布。

一次，她刚刚被哄入睡了，还没有完全入梦，对他仍有所感觉。他说：“再见，我走了。“去哪？”她迷迷糊糊地问。“别的地方。”他坚决地说。“那我跟你走。”她猛地坐在床上了。“不，你不能走，我得永远离开这里。”他说着已走到前厅。她站起来，跟着出门，一直盯着他，短睡裙里是她赤裸的身子，脸上茫茫然

没有表情，行动却坚决有力。他穿过门厅走进公用厅房，当着她的面关上了门。她呼地把门打开，还是继续跟着。她在睡意中确信托马斯的意思是要永远离开她，她非拦住不可。终于，他下楼后在一层楼的拐弯处等她。她跟着下去，手拉手将他带回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