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反复说，我觉得自己再什么不说就不礼貌了，只好说：“你说得对，但是这个事情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吧！”
这中间，他们还向我介绍了汉城的主要街道，还告诉我街上跑的车都是他们自己造的。这让我很吃惊。汉城看上去也比较繁华，给我留下较深印象。我到韩国后的第一关，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这次到韩国，还是做了一些准备。比如沈局长的秘书一直拎着一只大箱子，后来才知道是20万美元现金——这么多乘客在韩国，吃住费用，包括飞机的维修、油料等等，都有开销，而我们当时和韩国的银行没有任何往来，只好随身带着现金。我们觉得，这些开支都要由我们承担，不能欠人家的。
后来才知道，飞机降落到韩国后，他们的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和我方接触，开始就决定拿出10万美元处理这些事情，包括中国工作组的开支，要好好招待我们，也把我们的机组和乘客安排到五星级酒店。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很快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愿意把乘客和飞机交还给中国，但要同中国就此谈判。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和我们接触、改善关系。而且，他们还拒绝了台湾方面接触机组和乘客的要求。
招待了我们，就开始谈判。一共有两个难题，第一个是卓长仁的遣返问题。因为这里牵扯到台湾，他们的顾虑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不能妥协。我们要求引渡，他们认为要按照《海牙公约》，飞机降落地国家对劫机犯也有管辖权。实际上，有关劫机问题的几个国际公约都不是很明确，双方就激烈地辩论。
我们最后考虑，主要还是要把飞机和乘客带回中国，如果僵持在这个问题上，夜长梦多。于是就把这个问题先挂起来，保留就引渡劫机犯问题进行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这样，其他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没想到韩国提出签一个书面的东西。他们提供了一份文件，里面有9处提到“大韩民国”，困难就来了。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承认这个国家，不好使用这个名称。这个问题成为谈判的关键。
“大韩民国”写入文件
在谈判过程中，翻译换过几次。开始韩国提供的翻译口语不行。后来换的一个，是在台湾学的汉语，词汇和我们差别比较大，这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更糟糕的是，韩国有些词汇在朝鲜的语言里根本没有。比如电梯在朝鲜叫升降机，我就说升降机，他们听了直笑。他们用的是英文的说法，就是电梯。后来我发现，韩国的语言里夹杂了大量英语词汇。这次谈判在翻译上遇到的问题也反映了两个国家当时的关系状况。
谈判到最后一天，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其实谈到这时，不是在谈劫机问题，而是外交问题。要把“大韩民国”写入文件，这么大的事情当场怎么能决定？
争论无果，孔鲁明急了。他身材高大，自称是孔子后裔，很有外交家气质。他说：“我当主人请你们吃饭，安排了这么多事情，你们总得感谢我吧！总得有点表示是吧？”
他用了一个词，韩国叫“礼让”，我在朝鲜没听过，一下就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孔鲁明急了，大声说：“礼让！礼让！”干脆把这两个汉字写了出来。这样我们才懂了。
双方就这么磨，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只好约定吃完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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