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韩国在他们海域里发现了我们的一条渔船，是江苏启东的。过去他们发现我们的渔船都送往台湾，但这次放回来了。这个事情报到中央，周恩来总理马上就让我们去了解详情，他意识到这可能是韩国改变对华态度的一个信号。
从那以后，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尤其进入80年代以来，我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情况。驻外使领馆也反馈信息，说韩国外交人员希望和他们接触。
我们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和韩国的关系。我们总的方针是要在外交上逐渐打开局面。其实当时韩国发展得很快，特别是他们申办亚运会、奥运会，我们去不去？这样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不得不考虑。
我们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的人也好，中央也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还向中央上报想法，建议对韩国的态度要松动，不然我们没法出去。不过那时还没考虑建交问题，因为我们和韩国之间还有台湾问题。当时，我们的做法稍微有些松动，我们的外交官在公开场合可以和他们的外交官寒暄几句，握个手。
卓长仁劫机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1983年5月6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部里电话，要我赶快去一下。那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部里才知道有架飞机被劫持到韩国去了，要赶快弄回来。
当时中央由谷牧负责，具体是由民航局局长沈图带队，外交部、公安部、新华社等部门的同志组成一个民航局工作小组。大家之前连个会都没一起开过，直接到机场上了飞机碰面，事情就这样紧急。
我当时对韩国比较陌生。我虽然学的是朝鲜语，但那是在朝鲜学的，和韩国的语言有很大差别。我对韩国的了解：也是通过一本叫《统一新闻》的日文刊物得到的。对韩国具体是什么样子，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部里交代我们，要注意政策，任务就是把人和飞机要回来。但具体怎么谈，通过韩国哪个部门谈，一概不知。
随身拎着20万美元现金
飞机到韩国，我们刚走进金浦国际机场的候机楼贵宾室，马上冲过来一大群记者，围住沈局长提问。这种场面我以前还从没见识过，也没想到要在这种场合当翻译，只能硬着头皮翻。后来人家告诉我，我一张口讲话，他们就听出我是在朝鲜学的语言。
在介绍韩国官员时也很尴尬，因为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介绍。那天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最高官员是韩国外务部政务次官补孔鲁明，他也是韩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沈图就问我，这个职务是什么位阶，我一点都答不上来。后来才弄清楚，韩国外务部最高官员叫长官，接下来是次官、次官补，相当于副部长、部长助理。
从机场去酒店，陪我坐车的是韩国外务部亚洲局局长，前排副驾驶位上是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我的公开身份是翻译，何劳这样两个官员来陪我？我当时想他们应该知道了一些情况。
亚洲局局长一路上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蒋先生，你看我们两个国家离得这么近，在历史上又那么多往来，现在这样是不是不正常？”我感到很难答复，以我一个民航局翻译的身份，能说什么呢？只好微笑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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