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岳阳楼记（袁中道）(2)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还有：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虽然是散文，可是并没有强调不同季节的不同景况，把大水季节的盛况当成全部。这样的概括，就有了诗的特点。所以这样的散文，尽可能淡化散文的意味，尽可能强化诗意，就构成了诗化的抒情风格。而袁中道的散文，明确点出在枯水季节，洞庭湖并不怎么样宏伟，不过像一匹绸缎而已。这不是有点煞风景吗？是的，煞风景是没有诗意的，但是有散文的味道，这就是散文的写实性、知识性趣味。
人的趣味是无限丰富的，诗的抒情不过是其中之一种，那就是情趣。散文的知识性，虽然缺少浪漫的情趣，但有另外一种趣味，那就是知识的趣味，也就是知趣，或者说智趣。
智趣的特点，和情趣有所不同。情趣，特别是抒情的、强烈感情的趣味，它的变异性，决定了它的概括性，是不太讲究细节的具体性的。如在诗里写洞庭湖的水，就是水了，烟波浩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散文里，同样是水，就有趣味的不同。作为抒情诗，把水的浩大声势，往感情方面去拓展，可以把它变异成分坼吴楚，蕴涵乾坤，氤氲云梦，撼动岳阳，使其化为醇酒，致秋色醉杀。但作为散文，光是这样的情感，还缺少散文的优长。要有散文的优越，就得来一点智慧：这样的浩渺宏大的水，什么是其“所以奇也”的原因？提出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是需要知识的；而知识不能是主观想像的，要客观的，准确的，智慧的，才可能是有智趣的。袁中道文章的功力在于，他准确地回答了如此盛大的水势，是由几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是“九水”，九条江的水汇集了，才有湖的规模。
第二，是长江的水奔腾而来。
第三，二者相遇，九水不能抵挡长江的水势，水面扩大了，才“澄鲜宇宙，摇荡乾坤八百里”。
第四，岳阳楼正好在“江湖交会之间”，因而才能“朝朝暮暮”看到“吞吐之变态”。
第五，楼前有君山，在君山上观景，“得水最多”，“千里一壑，粘天沃日为奇”。
第六，在岳阳楼上看水比较少一点，但有“君山妖蒨”弥补了缺陷。
第七，如果没有君山，“莽莽洪流”一览无余，比较单调；有了君山，就富于变化了。
结论是：岳阳楼的景观之美，就在于“得水而壮，得山而妍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此类散文的趣味和诗歌的趣味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比较主观的，重感情的，而前者则是比较客观，重智慧的。 　当然，这不是说散文就不能抒情。散文中，尤其是明清性灵散文小品，其生命就在重个人感情。关键在于，首先，散文的抒情，是建立在现实性的描绘基础之上的；其次，其感情是不单纯的，而是有过程，有动态变化的：
游之日，风日清和，湖平于熨，时有小舫往来，蝇头细字，着鹅溪练上。
散文的描绘，功力在于有具体的时间气候（风日清和），有特殊的船只（小舫），有特殊的视觉效果（如蝇头细字），不像李白、杜甫、孟浩然的诗歌那样概括。特别是，人物的情感，也是随着具体的景色而不断变化的：起先是“意甚雄快”，后来风云变幻，“湖浪奔腾，雪山汹涌，震撼城廓”，作者感情就不是“雄快”，而是“四望惨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已”。居然因为风景变幻而哭将起来，可见不但感情容易激动，而且对感情相当放任。这种敢哭敢笑，在封建道学自矜自持、喜怒不形于色蔚为风气的时代，明清小品作家敢于表述自由的性灵，正是其可爱可贵之处。从这里开始，作者要表现的重点，已经不是洞庭湖的特点，而是自己的感兴了。作者乘机用修建岳阳楼的滕子京因官场上受到打击而在宾客间大哭的典故，大发议论感慨，说滕子京不应该哭，因为他已经在中央朝廷为著名的谏议，在地方也是著名的将帅，又有范仲淹这样的知己，到了岳阳这个地方，用不了多久，就该有政绩可报，如此境遇，“有何可哭？”而像自己这个样子，四十多岁了，头发都白了，还没有为保卫国家做出什么贡献；遭逢兄长病故，加上飘零异乡，又是面对“寒雁一影”，这样的遭遇，“是则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袁中道在散文创作上放任个性的追求，从他的地位，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都是有点不怕骇世惊俗的勇气的。但是，猛风四起，湖浪奔腾，是大自然现象，而且又是和水波很贴近的情况下，不像杜甫、范仲淹，以登高远眺的姿态来引发感觉，而是为自然现象而哭，把这贸然地与为个人政治遭遇而哭，这样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生硬，是值得考虑的；用这样生硬的联想，来表现自己敢哭敢笑，是不是有足够的真诚，更是值得考虑的。
段意概括
第一段写洞庭湖水奇的原因；
予始四望惨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已也。
作者居然因为风景变幻而哭将起来，可见不但感情容易激动，而且对感情相当放任。这种敢哭敢笑，在封建道学自矜自持、喜怒不形于色蔚为风气的时代，明清小品作家敢于表述自由的性灵，正是其可爱可贵之处。
第二段写作者由洞庭湖上风景变幻而引发自己的的联想和感慨。
第二段中，作者在文中还联系了宋朝滕子京、范仲淹，联系了修建岳阳楼的滕子京因在官场上受到打击而在宾客间大哭的典故，以及范仲淹在其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用这样的联系来对照自己当时的人生经历，表现自己的人生感慨。袁中道认为滕子京不应该哭，因为他已经在中央朝廷为著名的谏议，用不了多久，就该有政绩可报了，如此境遇，“有何可哭？”而像自己这个样子，四十多岁了，头发都白了，还没有为保卫国家作出什么贡献；遭逢兄长病故，加上飘零异乡，又是面对“寒雁一影”这样的遭遇，“是则真可哭也，真可哭也！”他这不仅是为自然现象而哭，更是为个人政治遭遇而哭！他这种敢哭敢笑的个性追求，即他文学创作中一追求的“独抒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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