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4)

　　其实，诗人内心于世事民情，并没有真的“百事灰心”(《与杨元素书》第二简)，诗人元丰六年与好友李公择的信中云“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好一句“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这绝不只是说说而已，苏轼也是这么做的。如他在贬黄州自身都前途未卜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仍然记挂着他曾经答应的为普通百姓程裴请功的事。元丰三年十月，苏轼在与好友王定国信中云：“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仆虽不肖，亦庶几仿佛于此也。”以诗圣杜甫“一饮一食，未尝忘君”的精神与因自己而遭贬谪的好友共勉，其于友之义于国之忠，是无愧于“忠义填骨髓”的。元丰三年春，当诗人了解到黄州存在溺杀婴儿的陋俗以后，“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向州守朱寿昌献书，请求禁止这一非人道的风俗；诗人于民之怀，确是无愧于“道理贯心肝”的。
　　诗人一方面忧谗畏讥、“收召魂魄”“深自省察”，“身耕妻蚕，聊以卒岁”；另一方面又“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这种矛盾的思想贯串于诗人整个黄州期间，其实这正是儒家“穷则独善，达则兼济”思想的表现，苏轼在自己远贬江湖之时仍能不忘“兼济”和“尊主泽民”，这种对现实的执着和超越正是苏轼的伟大之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故一旦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诗人定会密切关注并形诸于文字。考北宋史实，正是在苏轼贬居黄州的元丰四年，宋朝确实发生了重大事件，那就是宋朝征讨西夏的战争。
　　其次，元丰四年北宋对西夏战争的失败，或许正是《念奴娇》词创作的原因。
　　元丰四年春，西夏主谅祚死，幼主秉常继位，梁太后擅权。同年四月，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秉常被梁太后囚禁。于是宋朝主战派们纷纷进言，以为“此其上下叛亡之变，正宜乘此之时，大兴王师，以问其罪。”(主战派边将种谔进言)“梁氏夺秉常政而幽之，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也。”(知庆州俞充疏)[9]宋神宗亦雄心勃勃，认为平定西夏在此一举，于是不顾元老旧臣的反对，于元丰四年“秋七月庚寅，诏李宪五路之师大举伐夏”。
　　宋朝悍然发动的这场战争，开始确实取得了一些较大的胜利，但好景不长，由于宋师缺乏统一的指挥，西夏军队又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抄绝粮道的正确策略，最后宋军将领高遵裕的部队围攻灵州城十八日不克，反被西夏军引决黄河水贯营，以至全军溃败，将士民夫死伤三十多万，这就是著名的“灵州溃败”。苏轼虽远贬黄州，但对这场战事始终非常关注。对于朝廷的这次大举伐夏，苏轼是持反对态度的。元丰四年八九月间，苏轼代好友滕达道作了《代滕甫论西夏书》，文中提出了“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吾今急之则合，缓之则相图”、“愿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愿陛下选用大臣宿将素为贼所畏服者，使兼帅五路，聚重兵境上。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等主张。战争开始后，苏轼多次致信好友陈季常、滕达道，向他们打听战况。这年的十月，宋师种谔军取得了“无定川大捷”，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据诗人《闻捷》诗序云：“元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谒王文父于江南。坐上，得陈季常书报：是月四日，种谔领兵深入，破杀西夏六万余人，获马五千匹。众喜忭唱乐，各饮一巨觥。”[10]1089听到宋师大捷的喜讯，诗人和朋友们都极为高兴，以至“各饮一巨觥”。接着，诗人还写了《闻捷》《闻洮西捷报》两诗，表达了自己的兴奋之情。我们不妨设想，当对战争满怀希望的诗人骤然听到宋师大败的消息后的情景：极度悲愤的诗人，目睹眼前滚滚东去的长江联想到战争中被黄河水淹死被冰雪冻死的宋军士兵，联想到战争失败的原因进而想到西边不远处几百年前曾经发生的赤壁大战，想到“谈笑间”就让曹操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的东吴统帅周瑜，这样的联想不是自然而然完全合情合理的吗？诗人心潮起伏夜不能寐，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气呵成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千古绝唱，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苏轼会是甚么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呢？
　　再次，诗人听到“灵州溃败”的消息当在元丰四年冬十二月中下旬，《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亦当作于此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一载：
　　元丰四年十二月癸丑，朔，诏：“?{遵裕自去月丁酉后未有奏报，不闻军前攻战次第，令邓继宣厚以金帛，募勇士赍书间道走军前，取报及体探，见今措置次第以闻。”仍移文与潘定、刘仅等，亦令选募或差人展转往探，伺及承接文字转递前来。”“乙卯，卢秉言：‘镇戎军熙宁等寨?申：灵州河水围城，官军去城一里累土囊成堤约二丈，灵州城高三丈，尽以毡褁水沃之，大军粮尽，人皆四散，汉蕃兵投灵州者甚众。
　　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可知，“去月丁酉”是十一月十五，十二月癸丑是十二月初一，乙卯是初三，可见朝廷都已经半个月没有战争进展的消息了，从卢秉的奏言来看，朝廷这天应该已经知道了宋师失败的消息。黄州距京城开封只有千余里，据常理，京城消息应该十余天即可传到黄州。当初，苏轼自京城赴黄州，途中走走停停，在陈州和岐亭等地共逗留十余日，也一月就赶到黄州。又从上述《闻捷》诗序来看，种谔无定川大捷是在元丰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五日皇帝得到捷报，十月二十二日苏轼就收到陈季常报捷信，也就是说消息从京城传到黄州也只17天，自边关战场传到黄州也只经历24天，考虑到坏事往往比好事传得更快更广，且“黄州当江路，过往不绝”，在当时是个水路交通要冲之地，故宋师失败的消息当在十二月中旬至迟到下旬即可达黄州，则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亦当作于是时。
　　三
　　由于自身的特殊处境和经历，诗人必定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创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意图。在现存的苏轼诗文及其和亲友的交往文字中，竟然无一字提及此词，这是不得不引人生疑的。笔者在经过反复研读原词后发现词本身暗藏玄机。
　　第一，词牌、词题的掩饰。向来有学者诟病此词的不合律，其实对于骤闻败讯而心潮激荡感慨万端的诗人，其时最迫切的是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情达意的工具，好让自己胸中涌起的掀天巨浪尽快平息下来，而一旦找到了这种工具，他是不在乎是否能熟练运用这种工具的，这个工具就是“念奴娇”词牌，苏轼以前还从没有写过此曲。笔者以《苏轼词编年校注》为本，统计了书中全部339首苏轼词(不包括存疑词，其实存疑词中亦无“念奴娇”词牌)，这些词中一共用到了75个词牌，而“念奴娇”词牌仅用了两次，且《赤壁怀古》词是苏轼第一次使用这种词牌。据刘尊明、陈欣《论宋词“金曲”〈念奴娇〉》一文考证，《念奴娇》是宋词长调的三大“金曲”之一，共有六百一十八首词作传世；《念奴娇》词调的第一首作品是北宋仁宗时期沈唐的一首明为咏杏花而实写艳情之作；而苏轼的此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是宋代第二首“念奴娇”词。[11]219“念奴娇”词曲向以声调高亢著称，因此诗人临时选用了这个词调，仓促之间创作此词无非是借之抒怀而已，故词中有几句不符合词律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