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3)

　　一
　　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创作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元丰五年七月说。此说出于宋人傅藻，其在《东坡纪年錄》中云：“元丰五年壬戌先生四十七岁，(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1]1755此说已经被苏词研究专家们普遍认可，如朱祖谋《东坡乐府》、唐圭璋《全宋词》、龙榆生《东坡乐府笺》、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孔凡礼《苏轼年谱》、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等皆依此说。显然，这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说法。
　　元丰四年十月说。主此说者为清代著名的苏轼研究专家王文诰，其《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二十一云：“(元丰四年辛酉十月)赤壁怀古作《念奴娇》词。”[2]584王文诰没有说到自己的编年依据，其说亦鲜有依从者，但其说却最为接近真相。
　　元丰五年四月说。王水照先生《苏轼传》中曾有此说，见该书第七章“三咏赤壁成绝唱”。[3]295
　　元丰五年八月说。持此说者有朱靖华[4]734、饶学刚[5]84先生等。
　　以上诸说有两个共同点：其一，都认为此词是苏轼游赤壁后怀古而作；其二，都只提出观点，并无具体之证据。笔者以为，没有确凿之证据，武断地下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况且，仅仅凭借词题“赤壁怀古”和词之内容，就断定此词一定是诗人游赤壁后所作，也是不充分的。在此，我们只讨论最流行的第一种观点。
　　请看傅藻的说法：“元丰五年壬戌先生四十七岁，(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傅的这段话表明了两点：第一，《前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是因同一次游赤壁之后所作，且后者是继前者而作；第二，二篇作品同作于这年七月，写作时间当不会相隔几天。
　　首先，把《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置于《前赤壁赋》后不妥。
　　比较二作可知，一写夜晚的景象：月白风清，江平浪静，这是一个静谧安宁而又舒适的夜晚！时间地点交代得非常清楚，它很明显是苏轼回家后回忆游览时的情景而作。一写白天的景象：乱石峥嵘，雪浪滔天，一副惊心动魄的长江风浪图。从二作的意境来看，前者是清旷洒脱，后者是慷慨豪放；从二作的记叙方式来看，《前赤壁赋》是追记七月十六晚上游赤壁时的情景及经过，而《念奴娇》词则是先从眼前的大江写起，再转到西边的赤壁，明显是即景抒怀。无论从所写景象、两作所表现的意境情感以及写作角度来看，二者相差都太大，因此二作决不是因同一次赤壁之游而作，傅藻把二作系于同事同时，显然是不妥的，故其“元丰五年七月之说”亦是不可靠的。
　　其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也不一定是游赤壁后之所作。
　　苏轼贬居黄州四年又二月，先寓居城东南之定惠院，后迁居城南之临皋亭，元丰五年十月后迁居东坡之雪堂。据苏轼《记赤壁》文云：“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断崖壁立，江水深碧……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6]2255临皋亭至传说中的赤壁大战遗址城西之赤壁矶不过数里，只要愿意，诗人可日日游赤壁。又据其《秦太虚题名记》一文记载，早在元丰三年八月，“时去中秋不十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而据饶学刚先生《东坡先生游踪考》一文考证，苏轼谪黄期间，游赤壁有案可查者就有十次。[7]81-87苏轼自己也说“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可见苏轼游赤壁是很频繁的。而到元丰五年七月，苏轼游赤壁有案可查者即已有三次，但为什么苏轼偏偏在元丰五年七月游赤壁之后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呢？虽然传说中的古代赤壁大战遗址就在诗人居所之西边不远处，但古人作怀古诗词并非一定要亲临古迹一游之后才能作，故《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为游赤壁后所作的观点也是欠说服力。
　　二
　　那么这首词到底作于何时，作者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此词呢？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虽然自其问世以来就争议不断，但如下几点应是众所公认的：第一，这是一首气势磅礴意象恢宏的豪放词；第二，这是一首情感强烈激昂慷慨之作；第三，这是一首对三国英雄人物周瑜的激情赞歌；第四，此词乃作于临皋亭家中，观察点也应是临皋亭而非赤壁。而这几点恰恰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笔者以为研究者在研读这首词时，似乎忽视了对这样几个问题的思考：其一，在全部苏词中此词是独一无二之作(在现存的全部苏词中只有两首“念奴娇”词，另一首是《念奴娇·中秋》，而如此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却唯有此篇)，这是为什么？其二，九百多年以来，众口一词评定其为豪放之作，但苏轼贬黄期间始终处于一种忧谗畏讥潜心内省的精神状态下，为何突发此豪放情怀作此等惊世骇俗之作？其三，作者塑造周瑜英雄形象目的何在？难道就仅为反衬自己华发早生功业无成吗？其四、当时的苏轼寓居之地黄州临皋亭，距西边赤壁矶不过数里，诗人只需在家凭窗远眺，即可随时观赏到赤壁之景，他不一定非要游赤壁之后才能创作“赤壁怀古”词。故我认为苏轼在贬居黄州时的那种潜心内省、忧谗畏讥的心态下，突然创作此等大气磅礴情感强烈的豪放词，一定是有重大事件的刺激，决不仅仅是因为游历了日日可游之赤壁之后就能创作出来的，正所谓赤壁日日可游但《大江东去》词绝非随时可作！故苏轼创作此词必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为了解开上面的疑团，我们先还是来了解苏轼贬黄期间的思想实践。
　　首先，忧谗畏讥修身养性的独善思想和“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的兼济思想并存。
　　苏轼因诗贾祸，“乌台诗案”使苏轼由一个大州太守顷刻间变成阶下囚徒，期间性命几乎不保，出狱后贬谪黄州，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元丰七年四月离黄，在黄州共历四年又两月。苏轼贬居黄州期间，不得不深刻反思。他于元丰七年四月离黄州前所作的《黄州安国寺记》，清楚地表明了他这期间的反思，诗人“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意图“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乃至想“洗心归佛祖”，然经近五年的潜心内省，却始终“求罪垢之所由生而不可得”。从苏轼黄州时的实践来看，其“所以自新之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时时小心，处处留意，尽量少作文字，绝不给“好事君子，便加粉饰”把柄。在黄期间，苏轼曾多次婉言谢绝为人作文字。他自己所作的诗文书信，亦深恐为人传抄而多次于与友人的书信中叮嘱“乞不示人”，不要“轻以示人”、要“深藏之不出”，甚至“看讫，便火之”。更有甚者，元丰五年，诗人的好友杜道源病卒，苏轼曾致信其子杜孟坚，表达了自己不能亲往祭奠的歉意，贺生吊死，乃人伦之至重也，而诗人竟“恐畏万端”、“无缘往吊”，这已经是居黄的第三年了，足见其谨慎小心忧谗畏讥之程度。第二，修身养性，或学佛参禅或养气服丹。诗人一方面“焚香默坐”，“唯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参政书》)，另一方面又“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答秦太虚书》)并服用丹砂、还曾“借得天庆观道堂三间，自冬至日起，斋居四十九日”[8]1233，真是虔诚向佛潜心修炼，不惟见诸语言文字而且付诸实践行动了。第三，研读经书，著书立说。据苏轼与友人信中自述，“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说》、《〈书〉传》和《〈易〉传》。”“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黄州上文璐公书》)。第四，求田问舍，躬耕垄亩。苏轼不但垦东坡，建雪堂、筑南堂而且还多次想在黄州买田，苏轼这样做，表明他已经做好了“永为齐安民”的准备，同时亦有向政敌表明自己“问舍求田、已无大志”的心理。第五，优游山水，江海寄余生。苏轼贬居黄州期间，除参佛修炼研读经书外，还游览了黄州及其附近的许多名胜古迹，如传说中的古战场赤壁、武昌对面的西山、麻城的岐亭以及女王城、沙湖等，足迹几乎遍及周边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