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伯之书(3)

丘迟和陈伯之本来都是齐朝大臣，一个官至太中大夫，一个是冠军将军、骠骑司马。往远里说，丘迟八岁就会写文章，长大后更是以文采出众而为世人称道。陈伯之幼时就臂力过人，但游手好闲，不肯从事农业生产，每逢稻熟的时候就持刀抢夺，长大后沦为海盗，抢劫时被船主砍掉了左耳。后来投奔同乡车骑将军王广之，因作战勇敢屡有战功，逐渐升迁为冠军将军、骠骑司马。丘、陈二人虽是同朝为官，却是文武相对，德行相反。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后来丘迟《与陈伯之书》的产生。
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命临川王萧宏领兵北伐，陈伯之屯兵寿阳（今安徽寿县）与梁军对抗，萧宏命记室丘迟以个人名义写信劝降陈伯之。《与陈伯之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一封政治性书信。陈伯之收到这封劝降信后，为书信的情理所慑服，不久就率八千之众投降。

鉴赏

民族主义的不朽奇文——《与陈伯之书》，　全文可分为五段，这五个段落结合陈伯之以往的经历、现实的处境、内心的疑虑，有的放矢地逐层申说，无论是赞赏陈的才能，惋惜陈的失足，还是担忧陈的处境，期望陈的归来，均发自肺腑，真挚感人，全文有循循善诱、真诚相待之言，无空泛说教、虚声恫吓之语。（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丘迟善攻心　一书化干戈》）
该文是丘迟写给陈伯之的一封书信。丘迟在信中首先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陈伯之叛国投敌的卑劣行径，然后申明了梁朝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政策，向对方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并动之以故国之恩、乡关之情，最后奉劝他只有归梁才是最好的出路。文中理智的分析与深情的感召相互交错，层层递进，写得情理兼备，委婉曲折，酣畅淋漓，娓娓动听，具有摇曳心灵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1-2]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该文围绕着“情”字作文章，注意遴选那些饱含情意的细节及相关的事物纳入篇中，让陈伯之感到丘迟处处是在为他着想，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他弃暗投明，摆脱困境。全文濡染着作者热爱祖国，挽救故人的诚挚感情，具有荡气回肠的感人力量。
该文虽是骈文，但用典较少，而且力求摒弃晦涩冷僻之典，尽量写得明白晓畅，具体实在。全文基本使用偶体双行的四六句式，但注意参差变化，具有音乐美及和谐的节律感。文章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作者突破了骈文形式上的束缚，克服了南朝骈文大多形式华美、内容空洞的弊病，而自出机杼，写出了这篇流传千古的优秀骈文。今天读来，仍能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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