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刑赏论》(2)

    圣人治理天下，从家庭、乡里到朝廷都有教化，来带领天下的善行，那么犯罪的人就会减少；从小事、身边的事以至国家大事都有法度，来完成天下的事业，那么立功的人就会增多。在上用圣神深邃美好的德行来做君主，在下用道德整饬清明的士人做公卿百官，君臣相互匡助来想尽天下的谋虑，通过多方面听取意见和观察事物来辨明天下事情的真假。在那个时候，人们有罪行和功劳时，官吏通过推究事情的原委来考察它的经过，通过核查事情的虚实来详知它的实情，然后把它禀告朝廷，加以惩罚、给予奖赏，那么对于功劳和过失还会有遗漏吗？然而当犯罪而加以惩罚，有功而加以奖赏时存在疑惑，凭借君臣的才能不是不足以拥有天下的智慧，凭借他们的谋虑不是不能通晓天下的道理，凭借他们的见闻不是不周知天下的故事，凭借他们官吏不是不能弄清天下的事情。然而拥有智慧却不敢认为已经真正的了解，能够详尽清楚地了解却不敢认为已经真正的洞察。一定会说，罪行有可疑而滥用刑罚，那么没有罪的人不一定能免于惩罚；功劳有可疑而没有奖赏，那么有功劳的人就不一定能得到酬报。因此，处罚的时候，宁可从轻处罚而不能处罚过重；奖赏的时候，宁可从重奖赏而不能错失奖赏。 
    古时施行教化来带领百姓，当他们有罪的时候，像这样宽恕他们；古时制定法度来引导百姓，当他们没有功劳的时候，像这样给以厚赏。可以说是尽力行善去爱护他们，尽力行道去接纳外物，不是忠厚到极点能这样吗？皋陶因此被舜称道，舜因此治理好天下。所以惩罚不一定要明察他的罪行；奖赏不一定要厚赏他的功劳，天下的百姓已经被他的忠心所教化，被他的仁厚所折服了。所以说：“与其错杀没有罪过的人，宁可犯不合常法的过失，不事杀戮的德行与民心相合。”圣人的品德施于百姓，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忠厚）啊。 
    到了周朝统治的时候，也制定了三宥三赦的法令，不敢决断有怀疑的事情，等到国家治理成功了，则忠直仁厚的教化推行到牛羊甚至草木。汉文帝也推行这一主张来减轻刑罚，随着它的推广，民风也回归仁厚了。推行的力度有轻重，而它的成效有大小，像这样的话，《尚书》中的观点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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