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刑法(3)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虽然批报三次，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的思考审核，三次审理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又亲自手谕下诏说：“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来。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原文】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译文】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于违抗李靖的节制调度，还诬告李靖谋反，被判死罪，后减免死罪流放到边远地方。当时有人上书为他求情说：“高甑生是当年秦王府的功臣，请求陛下宽免他的过错。”唐太宗说：“他过去曾在秦王府出过力，确实不应该忘记，但是治国守法，必须统一，今天如果赦免他，就开了侥幸之路。而且当初起兵太原，参加作战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那么谁会不存侥幸之想呢，有功的人，都会依仗功劳，犯法作乱。我之所以决定不予赦免，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①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②，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注释】
①上：指君主。
②华戎：原指中原的民族和边疆的少数民族。这里指普天之下。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我看见《尚书》上讲：“申明道理，谨慎刑罚。”“用刑千万要慎重！”《礼记》说：“君上宽厚容易侍奉，臣下老实容易驱使，这样就用不着多少刑罚了。如果国君和臣子之间互相怀疑，那么老百姓就会疑惑；臣下不易驱使，君上就得劳神费心了。”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就容易驱使，君上可以不必操劳，百姓也不会困惑。所以君有一德，臣无二心，君播种忠厚之诚，臣竭尽辅佐之力，这样太平基业才不会毁灭，欢乐的歌声才会四起。当今国泰民安，陛下恩及四海，无人不服，无远不至。但口头上虽然说崇尚精简刑法，但刑罚的实行上仍有不足之处。赏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倡善良、铲除邪恶，因此，帝王不能按贵贱亲疏之别而有轻重之分。如今的赏罚，不一定都能实现《尚书》《礼记》所提倡的那样。有的赏罚所把握的尺度出于自己的好恶，有的赏罚的轻重出于自己的喜怒：遇到自己高兴时就把感情融于法律之中，遇到自己生气时就在情理之外无端定他的罪；自己所喜欢的哪怕是钻透他的皮来也要展露出他光鲜的毛发，所厌恶的即便是已经洗清掉他的污垢了还要找出其残留的痕迹。找到蛛丝马迹就滥使刑罚，找出漂亮光鲜的羽翼就错误地奖赏他。滥刑增长了小人的气势，错误的奖赏就会使君子之道消失殆尽。对小人之恶不予以惩罚，对君子之善不予以奖励，如果这样做还指望国家秩序井然，赏罚得法，这是没有听说过的。
【原文】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①；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②。直道而行，非无三黜③，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④，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⑤，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⑥。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