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一卷(唐纪)

唐纪四十七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六兴元元年（甲子、784）
唐纪四十七唐德宗兴元元年（甲子，公元784年）
　　[1]五月，盐铁判官万年王绍以江、淮缯帛来至，上命先给将士，然后御衫。韩欲遣使献绫罗四十担诣行在，幕僚何士干请行；喜曰：“君能相为行，请今日过江。”士干许诺，归别家，则家之薪米储已罗门庭矣；登舟，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筹，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每担夫，与白金一版置腰间。又运米百艘以饷李晟，自负米置舟中，将佐争举之，须臾而毕。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矣。比至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及米至，减五之四。为人强力严毅，自奉俭素，夫人常衣绢裙，破，然后易。
　　[1]五月，盐铁判官万年人氏王绍带着江淮地区的丝帛来到行在，德宗命令先供给将士，然后自己才穿上单衣。韩打算派遣使者进献绫罗四十担，送到行在去，幕僚何士干请求前往。韩高兴地说：“你若能够替我去，请在今天就渡过长江。”何士干答应了。当何士干回去告别家人时，韩已经让人将家中需用的柴米储备罗列在门口和庭院了。何士干登船时，韩已经让人把所需物资装备与用具在船中装满了。下至清除大便的拭秽之具，韩都亲手逐项记录，无不周全详备。每个担夫发给银牌一块，系在腰间。又有一次，韩运送一百艘船的粮米，给李晟充作粮饷，他亲自将米口袋背放到船中，他的将佐都争先去背米袋，不一会儿，就把船装完了。韩还让每艘船设置弩手五人，用来作为防备打劫和互相声援之用。有寇盗时，便敲击船舷，互通警报，只用弩手五百人便足够了。直至运到渭桥，都不曾有寇盗敢来靠近。当时关中战乱不息，每斗米价值五百钱，等到韩将米运到后，米价减少了五分之四。韩为人强干有力，严明果决，自己的日常所需节俭而朴素，他的夫人常常穿着没有纹彩的绢裙，穿破后才换。
　　[2]土蕃既破韩等，大掠而去。朱使田希鉴厚以金帛赂之，吐蕃受之；韩游以闻。浑又奏：“尚结赞屡遣人约刻日共取长安，既而不至；闻其众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浑兵少，欲倚吐蕃以复京城，闻其去，甚忧之，以问陆贽。贽以为吐蕃贪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欣贺；乃上奏，其略曰：“吐蕃迁延顾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阴受贼使，致令群帅进退忧虞：欲舍之独前，则虑其怀怨乘蹑；欲待之合势，则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归，寇终不灭。”又曰：“将帅意陛下不见信任，且患蕃戎之夺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旧劳，而畏蕃戎之专其利；贼党惧蕃戎之胜，不死则悉遗人禽；百姓畏蕃戎之来，有财必尽为所掠。是以顺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于寇境者其势不得不坚。”又曰：“今怀光别保蒲、绛，吐蕃远避封疆，形势既分，腹背无患，、晟诸帅，才力得伸。”又曰：“但顾陛下慎于抚接，勤于砥砺，中兴大业，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群，以失将士之情也。”
　　[2]吐蕃打败韩等人以后，大规模地掳掠了一番便离去了。朱让田希鉴把大量金帛赠给吐蕃，吐蕃接受了，韩游便将此事上奏朝廷闻知。浑又上奏说：“尚结赞屡次派人与我约定，立下时限，共同攻取长安，后来却不曾前来。听说吐蕃人在今年春天遭受了大规模的瘟疫，最近已经领兵离去了。”由于李晟、浑兵力薄弱，德宗准备依赖吐蕃兵收复京城，现在听说吐蕃人离去，甚为担忧，便询问陆贽的意见。陆贽认为，吐蕃既贪婪，又狡猾，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赶上吐蕃领兵离去，实在值得庆幸。于是他进上奏疏，大略是说：“吐蕃拖延观望，反覆无常。他们深入京畿，暗中接受贼寇的指使，以致使得各军主帅进退两难。如果准备抛开吐蕃独自前往，那便顾虑吐蕃心怀怨恨，乘机紧随在后面骚扰；如果打算等待吐蕃会合兵势，那便苦于吐蕃不守信用，拖延时日。若是吐蕃没有回去，敌寇终难消灭。”他又说：“将帅猜想陛下不信任自己，而且担心吐蕃会与他们争功；士兵惟恐陛下不顾念旧日的劳绩，而且害怕吐蕃独占了赏赐；贼人一伙畏惧吐蕃取得胜利，即使自己不死，也会全部被擒；百姓害怕吐蕃到来，有点钱财，也必然会被他们完全掠去。所以，顺承皇上教化的人们的心意不得不日见懈怠，失陷到敌寇疆境内的人们不肯归附的情势也不得不渐趋坚定。”他又说：“现在李怀光另外去防守蒲州和绛州，吐蕃又远远地避开大唐的疆土，形势既已将李怀光与吐蕃分开了，我军腹心与后背都没有顾忌，浑、李晟各节帅的才能与力量也就可以得到施展了。”他又说：“只希望陛下谨慎地安抚将士，经常地砥砺自己，那么，中兴大业，可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不应该还眷恋吐蕃这种犬羊之群，因而失去将士之心。”
　　上复使谓贽曰：“卿言吐蕃形势甚善，然、晟诸军当议规画，令其进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审细条流以闻。”贽以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画，未必合宜。彼违命则失君威，从命则害军事，进退羁碍，难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则将帅感悦，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又曰：“传闻与指实不同，悬算与临事有异。”又曰：“设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于此时戮其违诏之罪乎？是则违命者既不果行罚，从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费空言，只劳睿虑，匪惟无益，其损实多。”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德宗再次让人对陆贽说：“你所讲的有关吐蕃形势很好。但是，对浑、李晟各军应当计议出一个规划来，以便让他们进取敌军。朕打算派遣使者去安抚他们，你应当审慎详细地列出纲目，上报给朕知道。”陆贽认为，“贤明的君主选择将领，委以重任，责以成效，所以能够有所建树。况且，现在秦中与梁州相距千里，用兵的形势变化多端，远远地为将帅规划，不一定合乎时宜。如果将帅们违反命令，便有失君主的威严；如果将帅们听从命令，却对军中事务有害。或进或退，都有羁绊与阻碍，便难以取得成功。不如给他们见机行事的权力，以超常的奖赏对待他们，将帅们既感激，又喜欢，他们的智慧与勇敢便会得以施展。”于是陆贽进上奏疏，大略是说：“战事在原野上进行而决定方策却在幽深的宫禁之中，交战的时机瞬息万变而制定计谋却在千里以外，用命与不用命互相妨碍，仗打得好坏，结果都是不祥的。在上会招致对将帅处处 掣肘的讥讽，在下会丧失军队、将帅当死的士气。”他又说：“道听途说与亲临实际是不同的，凭空计议与据事决断也是有区别的。”他又说：“假使将帅中有肆意违犯命令的人物，陛下能在这时候以违背诏旨的罪名将他诛杀吗？由此可见，既然不能实现对违背命令行为的惩罚，遵从命令的行为又不一定合乎时宜，白白浪费空洞的言辞，只能忧劳陛下的思虑，不仅没有好处，损失实在太多。”他又说：“君主的权力，与臣下的权力大有区别。君主只有不自以为是，才能善于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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