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二十五卷(汉纪)(3)

　　廷尉史钜鹿路温舒上书曰：“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繇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无嗣，昌邑yín乱，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廷尉史钜鹿人路温舒上书汉宣帝说：“我听说，春秋时齐国出现姜无知杀死齐襄公之祸，却使齐桓公因此兴起；晋国发生因骊姬的谗言而造成的灾难，却使晋文公后来称霸于诸侯；近世我朝赵王不得善终，吕氏一家作乱，却使孝文皇帝被尊为太宗。从这些往事看来，祸乱的发生，往往能造就出贤圣之人。大乱之后，必然会出现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变革措施，贤圣之人以此昭示上天的意旨。以前孝昭皇帝去世时，没有后嗣，昌邑王淫邪悖乱，这正是上天为造就至圣明君开辟道路。我听说，《春秋》将继承正统称作即位，因尊重正统，对开端必须慎重。陛下刚刚登上至尊之位不久，与天意正相符合，应当改正前代的失误，以显示是继承正统，删去繁杂琐碎的法令条文，解除百姓的疾苦，以顺应天意。我听说秦朝有十项重大失误，如今有一项尚存，即司法官吏的严苛。崐刑狱是天下重要的大事。处死的人不可能复生，截断肢体的人也不能再接上复原，所以《尚书》中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偶尔失之宽纵。’如今司法官吏则并非如此，他们上下相争，都以苛刻为贤明，判刑严厉的，获得‘公正’的美誉，而执法平和的人，却往往多有后患。所以，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吏都想将案犯定为死罪，并非憎恨犯人，而是保全自己的方法在于致人于死。因此，死人的鲜血在街市上流淌，受刑的囚犯一个挨着一个，处以死刑的人每年数以万计。仁慈圣明的人对此感到悲哀，太平盛世不能到来，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按照人之常情，平安时，就愿意活，痛苦则希望死，严刑拷打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所以当囚犯无法忍受痛苦时，审案官就修饰词语进行暗示；审案官为使囚犯的供词对自己有利，就干脆明白告诉他应如何招供；为了怕向朝廷奏报时遭到批驳，就想方设法使定案的理由充分完备周密。上奏之后，既使是古代以善于审案定罪著称的皋陶听了，也会认为该犯是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屈打成招，罗织捏造的罪行既多且明。因此，俗话说：‘既使是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作为监狱，也不能进去；将木头人做成审讯官，也不要去面对。’这些都是人们对严刑酷法痛心疾首的悲愤之词。希望陛下减省法令，放宽刑罚，太平之风才能呈现于当今。”汉宣帝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9]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每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9]十二月，汉宣帝下诏书说：“近来，官吏们舞文弄法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都是朕的错误。案狱处理不当，使有罪者愈发作恶，无辜者遭受严刑处罚，父子兄弟悲伤愤恨，朕对此甚为难过！如今派廷尉史参与各郡的司法事务，但职权小俸禄少，应再设置廷尉平四名，俸禄为六百石。务必使审判公平，以符合朕的心意！”于是每年秋天，当对一年中的案狱做最后决定时，汉宣帝经常到宣室殿，住那里实行斋戒，亲自裁决。从此，对各类刑罚案狱的判决号称公平。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听怠，则廷平将交召权而为乱首矣。”
　　涿郡太守郑昌上奏章说：“如今圣明的主上亲自对刑罚诉讼作最后的判决，即使不设廷尉平一职，司法也自会公正；但若想为后世确立规范，则不如从删改、修定法律条文着手。各项律令一经确定，百姓们知道怎样才能不触犯国家法律，奸猾官吏也就无计可施了。如今不从根本上加以纠正，只是靠设置廷尉平在末梢上补救，一旦朝政疏懈，陛下对判决案狱有所倦怠，则廷尉平将揽权弄法，成为祸乱天下的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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