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六卷(秦纪)(2)

作者 : 司马光    网址 : www.shuzhai.org 时间 : 2013-09-02 整理 : 古诗文网

  [2]楚国春申君黄歇任用荀卿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况,曾经与临武君在赵国国君孝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孝成王说:“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临武君回答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这即是用兵的关键方略。”荀况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道理是,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统一百姓。弓与箭不协调,就是善射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六匹马不协力一致,即便善御的造父也无法将马车赶往远方;士人与百姓不和亲附国君,即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百姓依附。”临武君说:“并非如此。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势要有利,行动要讲究诡诈多变。善用兵的人,行事疾速、隐蔽,没有人料得到他会从哪里出动。孙武、吴起采用这种战术,天下无敌,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啊!”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和要统治天下的帝王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形势、利害。则仁人用的兵,是不能欺诈的。能够施用欺骗之术对付的,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疲惫衰弱的军队,以及君与臣、上级与下属之间不和相互离心离德的军队。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还有使巧成功或使拙失败的可能。而用夏桀的骗计去对付尧,就如同拿鸡蛋掷石头,把手指伸进滚水中搅动,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不是被烧焦,便是被淹死。故而仁人的军队,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出力;臣子对国君,下属对上级,犹如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犹如用手臂保护头颅、眼睛、胸膛和腹部。这样的军队,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与先惊动了它而后才去攻击它,是一回事。况且,仁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将布及百里,若统治着百里的国家,他的耳目便将布及千里,若统治着千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天下,这样,他必将耳聪目明、机警而有戒备,和众如一。因此仁人的军队,集结起来即为一支支百人的部队,分散开时即成战阵行列;延长伸展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碰上的即被斩断;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遇到的即被瓦解;安营扎寨稳如磐石,顶撞它的,角即遭摧折而退却。再说那暴虐国家的君主,他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只能是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爱我就如同爱他的父母,喜欢我就如同喜欢芬芳的椒兰;反之,想起他的君主好似畏惧遭受烧灼黥刑,好似面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般。人之常情,即便是夏桀、盗跖,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去残害他所喜爱的人!这就犹如让人的子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百姓一定会前来告发君主,那又有什么诈术可施呢!所以,由仁人治理国家,国家将日益强盛,各诸侯国先来归顺的则得到安定,后来依附的即遭遇危难;相对抗的将被削弱,进行反叛的即遭灭亡。《诗经》所谓‘商汤竖起大旗,诚敬地握着斧钺,势如熊熊烈火,谁敢把我阻拦?’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则下不可崐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其气力数年而衰,而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使以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譬之犹以锥刀堕泰山也。故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夫是谓之盗兵,君子不由也。”
  孝成王、临武君说:“对啊。那么请问君王用兵,应该建立什么教令、如何行动才好呢?”荀况答道:“总的说来,君王贤明的,国家就太平;君王无能的,国家就混乱;推崇礼教、尊重仁义的,国家就治理得好,荒废礼教、鄙视仁义的,国家就动荡不安。秩序井然的国家便强大,纲纪紊乱的国家便衰弱,这即是强与弱的根本所在。君王的言行足以为人敬慕,百姓才可接受驱使,君王的言行不能为人景仰,百姓也就不会服从召唤。百姓可供驱使的,国家就强大,百姓不服调遣的,国家就衰弱,这即是强与弱的常理所在。齐国人重视兵家的技巧技击,施展技击之术,斩获一颗人头的,由官方赐八两金换回,不是有功同受赏。这样的军队遇到弱小的敌人,还可凑合着应付;一旦面对强大的敌军,就会涣然离散,如同天上的飞鸟,漫天穿行无拘无束,往返无常。这是亡国之军,没有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了,它与招募一群受雇佣的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魏国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武勇的士兵。择取时,让兵士披挂上全副铠甲,拉开十二石重的强弓,身背五十支利箭,手持戈,头戴盔,腰佩剑,携带三天的食粮,每日急行军一百里。达到这个标准的便为武勇之卒,即可被免除徭役,并分得较好的田地和住宅。但是这些士兵的气力几年后便开始衰退,而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却无法再行剥夺,即使改换办法也不容易做得周全。故而,魏国的疆土虽大,税收却必定不多。这样的军队便是危害国家的军队了。秦国,百姓生计困窘,国家的刑罚却非常严酷,君王借此威势胁迫百姓出战,让他们隐蔽于险恶的地势,战胜了就给以奖赏,使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而战败了便处以刑罚,使他们为此受到箝制,这样一来,百姓要想从上面获得什么好处,除了与敌拼杀外,没有别的出路。功劳和赏赐成正比例增长,只要斩获五个甲士的头,即可役使乡里的五家,这就是秦国比其他国家强大稳固的原因。所以,秦国得以四代相沿不衰,并非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的。故此齐国善技击术的军队无法抵抗魏国择勇武士兵的军队,魏国择勇武士兵的军队无法抵抗秦国精锐、进取的军队;而秦国精锐的士兵却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士兵又不能抵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的军队,一旦遇上了,势必如用薄脆的东西去打石头,触之即碎。况且那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争求赏赐、追逐利益的将领和士兵,他们就如同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力气挣钱那样,毫无敬爱国君,愿为国君拼死效力,安于制度约束,严守忠孝仁义的气节、情操。诸侯中如果有哪一个能够精尽仁义之道,便可起而兼并那几个国家,使它们陷入危急的境地。故在那几个国家中,招募或选拔士兵,推重威势和变诈,崇尚论功行赏,渐渐染成了习俗。但只有尊奉礼义教化,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所以用诈术对付欺诈成俗的国家,还有巧拙之别;而若用诈术对付万众一心的国家,就犹如拿小刀去毁坏泰山了。所以商汤、周武王诛灭夏桀、商纣王时,从容指挥军队,强暴的国家却都无不臣服,甘受驱使,诛杀夏桀、商纣王,即如诛杀众叛亲离之人一般。《尚书·泰誓》崐中所说的‘独夫纣’,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军队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当可掌握天下;军队尚能团结合作,当可惩治临近的敌国。至于那些征召、募选士兵,推重威势诈变,崇尚论功行赏的军队,则或胜或败,变化无常;有时收缩,有时扩张,有时生存,有时灭亡,强弱不定。这样的军队可称作盗贼之兵,而君子是不会这样用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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