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3)

《易经》上说过:“道德很差而居高位,智力很小而想干大事,这就少有成功的了。”因此,品德不相称,灾祸必严酷;能力不相称,灾殃必扩大。那些窃官位的人,老天爷早就夺去了他照自己的镜子。即使有敏锐的观察力,行仁义的志向,一旦有钱有势了,就背离亲属抛弃故旧,失掉了本心,疏远骨肉之亲而接近宠幸的小人,对亲友很淡薄,对犬马却很优厚,宁可让千万贯钱串子发霉而不肯借一文钱给别人,明明知道粮食在仓库霉烂而不肯借贷给别人一斗,因此骨肉之亲在家中埋怨,老百姓在路上咒骂。前人已经失败,后面的人仍照老路走,真可叫人叹息呀!看看前朝那些贵人治国之用心,与对待婴儿有什么区别?婴儿有常见病,贵臣有常见错误,父母有常见过失,人君有常见过错。婴儿的常见病,是吃得过多,消化不良;贵臣常见的错误,是宠信不当的人,婴儿哺乳过多容易发生疾病,富贵过盛容易产生骄傲。爱儿子变为害儿子,骄宠臣子而让他们走向灭亡的,不止一两人。惩罚的极刑,竟有仆死在深牢之内,有的杀了头挂在都市示众,这难道不是对上天没有功,对百姓却有害吗?那些鸟把山当作矮墙而在上面作窝,,鱼儿认为泉浅而把它作为自己的窝穴,最后得到的却是钓钩。贵戚希望住宅吉利而取一个美名,想让其门坚固而用铁作枢纽,最后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禁忌太少而门枢朽了,而是由于财货太多产生骄傲僭越的缘故。如果不上顺天心,下养百姓,而想使点小聪明,假借君王的威信,得罪天地,欺骗神明。这等于伏在累卵之上,而想得到泰山般的安稳;走在朝露附桐叶般的人生路上,而想立功百世,难道不糊涂吧!难道不糊涂吗!二、《浮侈篇》国王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亿万人民当作自己的儿子。如果每个农民不种田,天下人一定挨饿;每个妇女不织布,天下人一定受冻。现在的风俗是丢失农业这个根本,都去做生意买卖,牛马车辆,塞满道路,游手好闲和投机取巧的,都邑到处都是,从事农桑的人少了,吃闲饭的多了。
《诗经》上说“:商的都城非常整齐,居于四方的中心。”现在看到洛阳,做买卖的十倍于农夫,弄虚作假、游手好闲的十倍于做买卖的人。这就是一个农民种田,供百人吃饭,一个妇女织布,供百人穿衣,一个人的劳动供百个人的享受,谁能供养得起!天下百郡千县,万数市邑,都像这样。本来不能相供应,那么百姓怎得不忍饥挨冻?饥寒交迫,老百姓怎能不干越轨的事?犯罪的人增多,官吏怎能不用严酷的刑罚?严刑峻罚加身,老百姓怎能不怨天恨地?愁怨的人多了,那么过错惩罚都来了。老百姓生活无着落,加上老天爷降灾,那么国家就危险了。贫困是由于富足时不节约,懦弱是由于强大时不谦虚,祸乱是由于太平时不修德,危险是由于平安时不谨慎。所以贤明之君对待百姓,常常担心他们的疾苦,慰劳他们的艰辛,并且加强教育,小心谨慎,防患未然,断绝邪恶的根源。因此,《易经》赞美以制度规定节约,不耗费人民的财产,不侵害人民的利益。
《诗经》的《七月》篇,大至耕田种桑,小至冬天绞麻绳,一一进行教育,自春到冬,终而复始。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可放恣哩。现在人们穿衣讲求奢华,饮食讲求高贵,为了满足口舌的享受而讲究烹饪。有人合谋干坏事;有的从事游戏与赌博;壮年人不扶犁耕田,而挟着弹丸打鸟,携手上山游玩;有的取土作丸卖假药,这些人对外不能抵御敌寇,对内不能停止鼠窃雀偷。有的人作泥车瓦狗等玩具,欺骗小孩,这都是毫无益处的事。《诗经》曾经讽刺有些女人“不绩麻,到市上去歌舞玩耍”,现在有些妇女连饭也不做,不养蚕织布,而去学巫婆,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使无知妇女上当受骗。老弱病残的人家,有人生病,心里着急,特别害怕。可巫婆们却要他们离家外出,躲在崎岖的山路,染受风寒,被坏人利用,被盗贼钻了空子。有的病情加重,直至死去。却不知这是被巫婆所骗,反而后悔敬神太晚了,这就是妖妄特别厉害的情况。有的人把好绸子剪破,写上一些祝辞;有的用花言巧语,求神降福;有的耗费金纟采,裁成方寸小块;有的截断长线,缠在手腕之上;有的裁剪锦绸,缝成长幡。都是无故浪费材料,花去不少功夫,变牢固为虚假,把容易变繁难,吃了好的粮食,虚度大好时光。山林不能被野火烧光,江海不能把漏杯塞满,都是应该禁止的。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着黑色的缯布,用皮革做鞋和带,生活十分俭朴。可是现在京师的贵戚,衣服饮食,车马住房,奢侈超过侯王,本来太过分了。就是他们的车夫、马夫,奴仆姬妾,都是穿花绸子,高级衣料,葛布贡布,应有尽有。用具服饰有犀角象牙,珍珠、宝石,琥珀玳瑁,文采石山,金银首饰,极尽华丽,互相炫耀。他们嫁女娶媳,车辆绵延数里,红色车衣遮满道路,奴仆们骑马驾车,并排行进。有钱的总想赛过别人,无钱的总觉不如人家,一餐酒席的费用,破费终身的家业。古时必有王命诰封才能穿绸缎、乘车马,现在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使老百姓大略按孝文帝时的制度行事才好。古之葬礼,铺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种树,丧期也无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材,用桐木作棺,用葛纟采封口,下面不沾黄泉,上面不泄露臭气。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木屯樗这类的木材,因各地土质,选用不同的胶漆,使它坚固可靠,耐用罢了。现在京师贵戚,必用江南出产的木需梓豫樟等木材,边远地方,争相仿效。
至于木需梓豫樟,产地很远,从高山上砍下,从深谷中运出,经过海河,转向黄河洛水,工匠加工,连年累月,必须许多劳动力才能搬动,许多牛拉才能运走,重所千斤,需万夫,而东到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经过万里之远。古时只修丰墓,不筑坟堆,中世虽筑坟堆但不垒得很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冢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学生请求把它修复一下,孔子哭着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后来孔子的儿子伯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木郭。汉文帝葬在芷阴,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宝殉葬,不堆起山陵,墓虽低下而德行最高。现在京师贵戚,郡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时不怎么孝敬,死后却大办丧事。有的用金缕玉匣殉葬,棺木必用木需梓木便相,埋葬许多珍珠宝贝、偶人车马,造起大坟,广种松柏,还盖有庐舍祠堂,父葬在南城,也不能说曾子不孝。他们认为尊君爱父,不在于花钱越多越好,扬名显亲,也不在乎多用车马作排场。从前晋灵公多征赋税来修饰围墙,《春秋》评他不是好君主,宋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他们不算好臣子。何况一般官吏和士群众,竟敢僭越主上,超过国家规定吗?三、《实贡篇》国有贤臣就兴旺,用了谄谀之臣就衰败;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险。这是古今的定论,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然而哀国危君,接连不断,难道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吗?的确是苦于正道行不通的缘故啊。十步的范围,一定有茂草;十户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商朝那么乱还有三位贤人(箕子、微子和比干),卫国那么小,还有许多君子(蘧瑗、史狗、吏鱼酋、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现在大汉广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谐和一致,但官中没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
这难道是这时没有贤人?想必是使用不当吧。那些愿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却用得很多,因此,朋党成群,互相营私,背离朴实,趋向华丽。选拔人才时,不重视其实干的本领,衡量其才行,只是虚张声势,乱加溢美之词。粗略估计,每年将近两百人得到提拔。看看他们的履历,个个品德像颜回、冉有,详细考察其才能,很少达到中等人才的标准,都是只务升官、互相推举。选士本应重在才干,不必求全责备。所以孔门四友(颜回、子贡、子师、子由)虽各有长处,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国的大事并不十分理想。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臣子来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从王莽那里来的。何况太平之时,能说没有人才吗?明君的号令好比声音,忠臣的响应就像回声。声波的长短,声音的大小,轻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应。何况治玉要用石头,洗金要用盐水,洗绸子要用鱼,漂白布要用灰。一般事物本来就有用贱的治理贵的,用丑的变为美的。聪明的人能够弃短取长,收到功效。现在选拔人才,一定要严加考核其实绩,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强掩盖其过失,他们一进一退,一默一语,各有自己的方式,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类文臣武将,哪能不会到来;吴、邓、梁、窦等类人才,踮起脚跟就可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