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6)

这是建武六年(30)的事。侍御史杜林先与郑兴同住在陇右,杜林就推荐郑兴道:“我看到河南郑兴,坚守正义,喜好诗书,知识渊博,思想坚定,有公孙侨、观射父的德行,应该留在皇上的身边,掌握国家的机密。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周宣王,而诗人十分高兴。希望陛下留心观察,来为陛下分劳。”于是郑兴被征为太中大夫。第二年三月三十日,日食。郑兴便上疏道“:《春秋》认为天反时便成灾,地反物便成妖,人反德便是乱,乱就妖灾发生。往年以来,怪现象连续出现,料想是办事有缺陷。按《春秋》‘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戍初一,有日食。’古书上说:‘日过分而未至(未及夏至),日、月、星三辰有灾,于是百官穿着素服,国君不举盛馔,避正寝过日食时,乐师奏鼓,庙祝用币于社,史官用语言自责。’现在正值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发作,灾害更重。国家没有善政,天意就在日月上表现出来。变咎一来,不可不谨慎,其要害在于针对人心,选择恰当的官吏。古时尧帝知道鲧不可用而用了他,这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齐桓公不计旧仇而用管仲,晋文公回晋国而用谷阝索殳,都是不计私仇,择人处位的意思。现在公卿大夫多推举渔阳太守郭亻及可做大司空,而陛下没有及时定下来,道路上流言很多,都说‘朝廷想用功臣’,功臣用而位置错了。希望陛下上以唐虞为师,下看齐、晋的做法,来成就屈己从众的美德,促成群臣让善的功劳。
日月交会,本应在每月初一,而近年日食,每多在三十日。先时而合,都是月亮走快了点。太阳是君王的象征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君主亢急那么臣下促迫,所以走得快了。今年正月出现繁霜,自那时以来,大多寒日。这也是急咎的惩罚。老天爷对贤圣之君,等于慈父对于孝子,丁宁申戒,想让他反思政事,所以灾变出现,这是国家的福。现在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应多想柔克之政,留心《洪范》之法,广泛听取意见。”书奏上,多被采纳。帝曾经问郑兴郊祀的事,并说:“我想用谶言断定,怎么样?”郑兴答道:“臣下不懂德谶。”皇上怒道:“卿不为谶,你能说谶不对吗?”郑兴惶恐地说“:臣对于谶书没有学过,而不是认为不对哩。”皇上的意思才缓解下来。郑兴多次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和儒雅,但因为他不会用谶所以不得重用。
九年(33),皇帝派郑兴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所杀,郑兴率领他的营部,便与大司马吴汉一道去打公孙述。公孙述死后,皇上下诏让郑兴留屯成都。不久,侍御史奏郑兴奉使私买奴婢,于是降职做莲勺令。这时正是丧乱以后,郡县残破荒芜,郑兴正想修筑城郭,修礼教来教化百姓,后来因事免职。郑兴好古学,尤其对《左氏》、周官》有研究,长于历算,从杜林、桓谭、卫宏等人,都斟酌取其旨意。世上谈《左氏》的多半以郑兴为祖。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所以有郑、贾之学的说法。郑兴离开莲勺以后,不再做官。曾经客授阌乡,三公几次请他都不肯出来,死在家中。
范升传，范升,宇辩卿,代郡人。少年时死了父亲,靠外家生活。九岁时读了《论语》、《孝经》,年长时,学习《梁丘易》、《老子》,并教授后生学习。王莽的大司空王邑提拔范升做议曹史。当时王莽连续征兵,赋税繁多,范升于是向王邑提意见道“:我听说做儿子的别人不非议其父母算作孝,做臣子的下面不非议其君上算作忠。现在众人都称朝圣,都说皇上公明。所谓明者没有看不见的东西,圣者没有听不见的东西。现在天下的事情,明明胜过日月,震震胜于雷庭,而朝廷上看不见,公也说听不见,那么老百姓怎能呼天?您以为对的而不讲,那么过失还小;明知道错了而跟着干,那么过就大了。两者对于公无可避免,天下埋怨您是应该的。朝廷把远处人民不服从为忧虑,我认为近处人民不喜悦算是重忧。现在行动与时令乖戾,事情与道理相违,好比车子在覆车的道上狂奔,在事败之后去探汤,后出更加可怪,晚发更可怕哩。现在正是岁首,而动员百姓远征,野草不能充饥,田荒无人耕种,谷价飞涨,每斛涨至数千,官吏百姓陷于水火之中,不是国家的人。这样下去,就像让胡、貊之人守关,青州、徐州的强盗就近在帷帐之内了。我有一句话,可以解除天下人倒悬之忧,免去百姓的焦虑,不可用书信传递,希望皇上引见,陈述我的想法。”王邑虽然认为范升的话有理,但始终不用它。范升称病请求退休,王邑不听,派他乘传出使上党。范升就与汉兵相会,于是留下来没回去。
建武二年(26),光武帝征召范升到怀宫,封为议郎,升为博士。范升上疏推辞道“:臣和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都学过《梁丘易》。他们二人年纪老了,对经学很有研究,而臣没有及时退休,现在与梁恭并立,深知吕羌有学问,又不能进,对二老深感惭愧,没脸面见世人。读了书不能实行,知道而不能说,不能开口以为人师,愿推掉博士让给梁恭吕羌。”皇上不同意,但从此更重视他,数次下诏引见,每有大事,常召见访问。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想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皇上下诏让大家讨论。四年(28)正月,朝见公卿、大夫、博士在云台。皇帝说:“范博士可上前发表意见。”范升起立答道“:《左氏》不以孔子为祖,而出于左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又不是先帝所存,没有因由可立博士。”于是和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到了中午才罢。范升退朝后又奏道“:臣下听说人主不稽考古史,不能承受天命;臣子不述旧闻,不能侍奉国君。陛下同情经学有缺,劳心经艺,总想广征意见,所以异端都起来了。近来有司请设《京氏易》博士,下面执事们没有谁能有根据地纠正。《京氏易》既立了,《费氏易》又在怨望,《左氏春秋》也希望设立。《京》、《费》已立,再就是《高氏》了,《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果《左氏》、《费氏》能设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都要求设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听从了就失去正道,不听从就失去人,将恐陛下必然听得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