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圣地到文化之都
1936年初冬，被国民党关押了三年、曾经名扬海内的左翼女作家丁玲，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前往陕北保安。
作为第一个投奔陕北的著名文人，丁玲的到来对中共意义重大。抵达当晚，她就被请进中央驻地最大的一间窑洞，参加专门为她举办的欢迎茶话会。中共高层领导悉数到场，丁玲首先看见的是坐在窑洞门槛上的周恩来——陕北艰苦，椅子不够，周恩来便一直坐在门槛上。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闻讯，冲破重重封锁，从全国各地赶赴延安。几年内，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达4万余人。延安成了比上海、重庆还要兴旺的文化之都。
在延安，虽然不能给每个知识分子都开个丁玲那样的欢迎会，但中共竭尽所能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尊崇：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每月只有五元津贴，而到延安抗大教书的老师有十元津贴。如果老师们在其他学校兼课，还另有补助……
冼星海刚到延安时，吃不下小米。组织上想办法给他弄了两斤白糖。延安白糖一元一斤，价格是重庆的四倍，相当干八路军师级干部小半个月工资。冼星海盘腿在炕上，抽一口烟，吃一口糖，六天不出户，写出了《黄河大合唱》。
虽然在军队干部和老百姓看来，延安给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足够好，但这些文化人似乎并不因此心满意足、感恩戴德。
在延安，扔下锄头拿枪杆子打天下的工农红军被惯称为“老干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出身背景、生活经历有天壤之别，双方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老干部们从枪林弹雨中拼杀过来，纪律严明，生死都听凭组织安排，他们看不惯文化人养尊处优还好发议论，标榜个性，不服从组织安排；文化人和学生也认为老干部和他们理想中的形象有落差，说“老干部可敬、不可爱”，觉得他们没文化，“头脑简单”。许多在学校、医院等专业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干部不懂业务却担任领导职位也多有不满。
在延安，知识分子颇为不满的是等级分配制度，比如“吃小厨房”和“有马骑”。以饮食为例，当时的延安依据党内职务高低、党龄长短等标准，分大、中、小灶。骑马则是高级干部的权利，文艺界只有周扬、丁玲等干部能骑马。衣料也是分等级配给的，战士和学生穿土布，一般干部穿平纹布，延安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给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穿，俗称“干部服”。这些现象刺激了知识分子“不患寡而患不均”情结，他们在小说、杂文中时常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的“不平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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