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八卷(唐纪)(9)

　　[6]夏季，四月，戊辰（初四），宪宗任命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这是因为李吉甫憎恶他的原故。
　　[7]庚午，以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为代北水运使，有异马不以献；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验，未返，上迟之，使品官刘泰昕按其事。卢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验之，又使品官继往，岂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请先就黜免。”上召泰昕还。
　　[7]庚午（初六），宪宗任命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有人告发泗州刺史薛謇在担任代北水运使时，曾有一匹不同寻常的好马，却没有进献上来。事情下交度支查问，命令巡官前去验察，尚未返回，宪宗嫌事情办得太慢，便让品官刘泰昕按察此事。卢坦说：“既然陛下让主关部门验察此事，却接着又让品官前往，难道是大臣比品官还不值得相信吗！请让我先来接受罢免吧。”于是，宪宗将刘泰昕传召回来了。
　　[8]五月，前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坐赃数千缗，敕贷其死；皋谟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并追遣中使赐死。权德舆上言，以为：“皋谟等罪当死，陛下肆诸市朝，谁不惧法！不当已赦而杀之。”溪，晋之子也。
　　[8]五月，前任行营粮料使于皋谟和董溪因贪污数千缗钱财而获罪，宪宗颁敕免除了他们的死罪，于皋谟被流放春州，董溪被流放封州。当他们走到潭州时，宪宗又追派中使赐他们自裁而死。权德舆进言认为：“于皋谟等二人的罪行应当处死，陛下将他们陈尸闹市，还有谁敢不畏惧法纪！但陛下不应该在赦免他们以后，却又将他们杀掉。”董溪是董晋的儿子。
　　[9]庚子，以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简以为边将当谨守备，蓄财谷以待寇，不当睹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
　　[9]庚子（初七），宪宗任命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与吐蕃接壤，以往经常天天相互侦察，交替着进入敌方攻打抄掠，人们不得宁息。李惟简认为边疆将领应当周密设防，积蓄资财和谷物，等待敌军的到来，不应当着眼细小的利益，惹起事端，窃取官家的赏赐。他禁止人们随便进入吐蕃的疆境，同时逐渐购买耕牛，铸造农用器具，以便供给不能自己备办耕牛与农具的农民，结果增垦田地数十万亩。适值一连几年丰收，公家与私人有了余粮，于是商人将粮食贩运到外地出售。
　　[10]赐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李氏。
　　[10]宪宗赐给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氏为李氏。
　　[11]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千三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又，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艰难以来，增置使额，厚给奉钱，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州无大小，刺史皆千缗。常兖为相，始立限约，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时谓通济，理难减削。然犹有名存职废，或额去俸存，闲剧之间，厚薄顿异。请敕有司详考俸料、杂给，量定以闻。”于是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同详定。
　　[11]六月，丁卯（初四），李吉甫上奏说：“由秦朝到隋朝的十三个朝代，设置官员的数量，没有比我朝更多的了。天宝年间以后，中原地区驻屯军队，现在能够计算出来的就有八十多万人，其余作为商人、僧人、道士等不从事农业的人口有十分之五六，这是经常以十分之三的劳苦筋骨的人们去奉养十分之七的不织而衣、不劳而食的人们。现在，朝廷内外需要以税收的钱财供给薪俸的官员不少于一万人，全国有一个千三百多个县，以一个县的地方设置成一个州，以一个乡的人口编制成一个县的情况为数很多。请陛下敕令有关部门详细地规定州县的废弃与设立，对可以省除的吏员要省除，对可以合并的州县要合并，对可以减少的入仕途径要减少。再者，根据朝廷以往的典章制度，依照官员的品级制定薪俸，一品官员每月薪俸钱三十缗，职田上所产的禄米不超过一千斛。国家遭受艰难困苦以来，增设诸使的名额，发给优厚的薪俸钱，到大历年间，有权势的大臣每月薪俸达到钱九千缗，各州不分大小，刺史一概每月薪俸钱一千缗。常衮担任宰相时，开始设立限制约束，李泌又酌量职务清闲与繁重的不同情况，顺从事情的机宜增加薪俸，当时号称通达融贯，从道理上说来是难以削减的。然而，仍然还有名义存在而职事废弃，或者名额免除而薪俸存在的情形，在任职的清闲与繁重之间，薪俸的优厚与菲薄顿时显出差别来了。请陛下敕令有关部门详细考核薪俸食料、杂项供给，酌情参定，上报闻知。”因此，宪宗命令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共同详细参定。
　　[12]秋，九月，富平人梁悦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职方员外郎韩愈议，以为：“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故圣人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曰：‘凡复父仇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敕：“梁悦杖一百，流循州。”
　　[12]秋季，九月，富平人梁悦为父亲报仇，杀死了秦杲，主动前往县衙请求治罪。敕书称：“有关复仇的规定，若根据《礼记》的说法，在道理上说与仇人应是不共戴天的，但若引证法令条文，杀人的人就应当处以死刑。礼教与法令两项，都是帝王实行教化的重大根据，既然其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固然应当通过论说辨析商量明白，应该让尚书都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闻知。”职方员外郎韩愈的议论认为：“刑律中没有关于与杀父的仇人不共戴天的条文，并不是出现了阙疑不书的文字。，而是由于若不允许为父报仇，便伤害了孝子的心愿，而且违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训；若允许为父报仇，人们便将会凭借着法令擅自杀人，从而无法禁止此类事情的发生。所以圣人在经书里将此中的含义反复强调，而在刑律中又将此类条文深深隐没了。圣人的用意是让执法的官吏一概本着法令裁决，而让尊奉经学的人士得以援引经典而加以议论。应该将所规定的此项制度表达为：‘凡是为父亲报仇的人，事情被举发后，应当一概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斟酌合理的情由，作出应有的处治。’这样，经书与刑律便都不会失去各自的意指了。”宪宗敕令：“对梁悦处以杖刑一百，流放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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