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四卷(唐纪)(11)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黎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郡邑，校验薄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天下成 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了这些名目。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计算。他大略是说：“大凡国家的赋税，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因此，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帛和各种谷物罢了。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又制定了钱币制度，以便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两税法只通过估算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了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生产的物品，人们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所没有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已经很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如果物价偏低就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因而，索取物产有限度，使用物产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是由上天决定的，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不会困顿窘迫。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却恰好与此相反，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这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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