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八卷(唐纪)(4)

　　[19]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嘉兴陆贽名，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自焚之灾。”又曰：“今两河、淮西为叛乱之帅者，独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遭诖误，内蓄危疑；苍黄失图，势不得止。况其余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变。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又曰：“人摇不宁，事变难测，是以兵贵拙速，不贵巧迟。若不靖于本而务救于末，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西边有兵，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中兴。乾元之后，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驰，禁戎亦空，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故先皇帝莫与为御，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内寇则淆、函失险，外侵则、渭为戎。于斯之时，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傥有贼臣啖寇，黠虏觑边，伺隙乘虚，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窃忧也。未审陛下其何以御之！侧闻伐叛之初，议者多易其事，佥谓有征无战，役不逾时，计兵未甚多，度费未甚广，于事为无扰，于人为不劳；曾不料兵连祸拿，变故难测，日引月长，渐乖始图。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已、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今则自叛矣，而余又难保。是知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乎！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傥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19]当初，德宗在东宫当太子时，听说监察御史嘉兴人陆贽的名声。德宗即位以后，便召陆贽担任翰林学士，屡次向他询问朝政得失。当时河南、河北地区用兵长久不能结束，赋税劳役日益增多，陆贽因兵源穷竭，百姓困顿，恐怕内部生出别的变故，便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打败敌人的关键，在于任用将领能够得当；驾驭将领的办法，在于掌握用人的权柄。任用将领不得当，兵马虽然众多，也是不足依恃的；失去用人的权柄，将领虽然有才干，还是不能为朝廷所用。”陆贽又说：“将领不能指挥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这不仅有耗费资财、玩忽寇盗的弊端，而且也会有兵火不息而终至自焚的灾祸。”又说：“现在河北、河南、淮西发起叛乱的主将，只是四五个凶人罢了。尚且恐怕其中有的人是遭受连累而受到损害，心中积蓄着自危的疑虑，匆忙之间，考虑不周，为情势所趋，不能停止。何况其余众人，恐怕全是因受人胁迫而跟随反叛的，如果知道还有生路，哪里还愿意作恶呢！”又说：“如果不解除眼前的忧虑，也许还会引起意外的变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利是百姓的核心。核心受到伤害，根本也就会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枝干也就因过度疲劳跌落。”又说：“人心动摇，不得安宁，事故变幻，难以测度，所以用兵以拙而速为可贵，不以巧而迟为可贵。假如不能安定根本而去致力于救助末梢，那么，救助末梢所做的事情，也正是祸患所起的原因。”陆贽又论说关中的形势，他认为：“做天子的应该积蓄威严，昭示恩德，若是偏废，便有危险；应该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便控制轻兵屯戍之地，如果轻重颠倒，便不合乎事理。皇上所在的京都周围地区，是四方的根本。太宗布置府兵，分别隶属于禁卫，大概军府共有八百余所，而安排在关中的军府便约有五百所，全国敌不住关中，那么，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便控制轻兵屯戍之地的意图是很明白的了。国家安定的日子长了，军备逐渐衰败，虽然军府、卫所都依然存在，但是兵马演练却很罕见了。所以安禄山窃取被重颠倒的权柄，乘着外有重兵的资本，发动叛乱，有如洪水滔天，两京相继失守。还是靠着西部边疆有军队，诸牧监有马，各州有粮食，所以肃宗才得以复兴。乾元以后，外患又相继发生，整个军队向东讨伐，边疆的军备既已废驰，禁兵复又空虚，吐蕃乘国家虚弱，深入内地侵扰，所以先帝无法抵御，便避开吐蕃东游。这都是因为失去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控制轻兵屯戍之地的权柄，忘记考虑深深培固根柢。内有寇盗，崤山、函谷关便失去险要；外有攻侵，州、渭州便都成了外族的天下。在这样的时候，虽有各地的军队，难道能救助一朝发生的祸患吗？陛下回顾往事至此，难道不为此而寒心吗？现在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崤山以东，神策等六军又相继开出关外。倘若在贼臣勾引敌寇，狡猾的敌虏窥伺边疆，看准缝隙，乘虚而入，悄悄侵犯边防的亭障，这是愚臣在私下里所担忧的啊，不知陛下将如何抵御？我从侧面得知，开始讨伐叛军时，议事的人大多把用兵看得轻而易举，都说只有调兵出征而实无战事，兵役不会超越时限，算起来需要兵员不会太多，估计费用也不会太大，国事并无骚扰，百姓并无辛劳。谁曾料到后来战事相继，灾祸频仍，变故难以测度，随着时间延长，逐渐背离了初始的谋划。以往被天下视为灾祸，都说铲而除之便可再回到太平之世的，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诸人；以往被朝廷所信任，都说任而用之便可除去祸乱的，是朱滔、李希烈等人。不久前，李正己死了，李纳接续了他；李宝臣死了，李惟岳接续了他；梁崇义被平定了，李希烈又反叛了；李惟岳被杀掉了，朱滔又叛离了。这样说来，以往年被视为祸患的人，四个已经去掉三个了，但祸患终竟未曾减弱；以住被信任的人，现在却自行反叛了，而剩下来的人也难保不叛。由此可知，立国的安定与否在于形势，办事的成功与否在于用人。如果形势安定，那么异族也会与朝廷一条心的；如果形势危殆，那么同船之人也会成为敌人的。陛下岂能不以往事为借鉴，革新法度，修复被偏废的权柄，以便安定人心，恢复被倒持的权力，以巩固国家，却反而这样孜孜不倦，汲汲以求，费尽思索，劳尽心神，屈从于没完没了的欲求，而期待难以必成的功效呢！如今关中畿辅地区征发兵员已经太多，宫廷苑囿之中警备不全。万一将帅中有人又步朱滔、李希烈的后尘，或者依仗边塞壁垒险固，引诱招致异族入侵，或者偷偷发兵京郊畿辅，震动京城，干犯宫阙，这也是我私下里所担忧的啊，不知陛下又如何防备这种情况呢？倘使陛下肯屈尊听我的计策，那么，应该全部追回朝廷派遣的神策六军李晟等人以及诸使节、将领的子弟，明文敕令泾、陇、、宁各州，只要严密防守四境，还要说明再不征调兵员，使人们知道各保安定生活。又须颁降德音，罢除京城与畿辅各县的间架等杂税，此则可望使已经交税的人消弭怨恨，使现在居住在京城与畿辅各县的人们获得安宁，人心不再动摇，国家的根本自然就强固了。”德宗未能采用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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