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六卷(唐纪)(7)

　　[21]毫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上曰：“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21]毫州刺史裴行庄上奏疏请求讨伐高丽，太宗说：“高丽国王高武每年贡赋不断，被贼臣杀死后，朕非常哀痛，一直不能忘怀。但其新丧国王，乘乱而攻取，即使得胜也不足为贵，而且关东地区民生凋敝，朕实在不忍心谈用兵呀。”
　　[22]高祖之入关也，隋武勇郎将冯党仁弘将兵二千余人归高祖于蒲阪，从平京城，寻除陕州总管，大军东讨，仁弘转饷不绝，历南宁、戎、广州都督。弘有材略，所至著声迹，上甚器之。然性贪，罢广州，为人所讼，赃百余万，罪当死。上谓侍臣曰：“吾昨见大理五奏诛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复召五品已上集太极殿前，谓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房玄龄等皆曰：“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上不许，群臣顿首固请于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于是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
　　[22]当年唐高祖李渊进入关东时，隋朝武勇郎将冯人党仁弘率部下二千多人在蒲阪归附高祖皇帝，并且跟随他平定了京城。不久官拜陕州总管，唐朝大军讨王世充时，党仁弘负责转运粮饷，没有断绝，历任南宁州、戎州、广州都督。仁弘有才识韬略，所到之处均留有声誉，太宗十分器重他。然而性情贪婪，被罢免广州都督，被人控告，贪赃一百多万，其罪应当处死刑。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昨天看见大理寺五次上奏请求处死仁弘，朕可怜他白发苍苍而被处斩，正吃晚饭，便命令把食案撤掉；然而想为他求条生路，最终也难以找到理由。如今只想变通法令请求你们同意免他一死。”十二月，壬午朔（初一），太宗又召见五品以上官员齐集太极殿前，对他们说：“法令，是君王受命于上天所得，不可因私情而失信。如今朕偏袒党仁弘想要宽赦他，这是淆乱法度，有负于上天。朕想要在南郊坐在席子上，每日只进一次素食，用三天时间向上天谢罪。”房玄龄等人都劝道：“生杀的权柄，都掌握在皇上一人手中，何至于如此自我贬损呢？”太宗不答应，众位大臣一再磕头请求，从早晨直到傍晚，太宗才降下诏书说：“朕有三项罪过：识别人而不能明察，是一罪；因私情淆乱法令，是二罪；亲近善人而未予赏赐，讨厌恶人而未予诛罚，是三罪。因为你们执意苦谏，暂且依说情者。”于是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到钦州。
　　[23]癸卯，上幸骊山温汤；甲辰，猎于骊山。上登山，见围有断处，顾谓左右曰：“吾见其不整而不刑，则堕军法；刑之，则是吾登高临下以求人之过也。”乃托以道险，引辔入谷以避之。乙巳，还宫。
　　[23]癸卯（二十二日），太宗巡幸骊山温泉；甲辰（二十三日），在骊山打猎。太宗登上骊山，看见围墙有断垣处，回头对身边人说：“我看见没整治的地方不加治理，则是在败坏军纪；如果加以整治呢，又象是我居高临下在寻找别人的过失。”于是推托道路险恶，牵马进入山谷以回避此处。乙巳（二十四日），返回宫中。
　　[24]刑部以“反逆缘坐律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议之，议者皆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请为是。”给事中崔仁师驳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柰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上从之。
　　[24]刑部认为：“反叛等大罪依连坐法令，兄弟没官为奴处罚太轻，请求改为一并处死。”太宗敕令尚书省仆射以及六部尚书共同议定，议者都认为：“秦、汉、魏、晋的法律，谋反罪都要夷灭三族，如今应当改用刑部的请求为是。”给事中崔仁师反驳说：“古时候父子兄弟犯罪互不相关，为什么要用亡秦的严刑酷法来改变使周朝兴隆的中典呢？而且诛杀其父子，已经足以累及其心灵，这一点都不顾及，又如何谈到爱惜他们的兄弟呢？”太宗听从他的意见。　　
　　[25]上问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徵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上曰：“齐文宣得杨遵彦，非君乱而臣治乎？”对曰：“彼才能救亡耳，乌足为治哉！”
　　[25]太宗问身边大臣：“自古以来有时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有时又是君主清明而臣下昏乱，二者之间哪个更厉害些？”魏徵答道：“君主清明则善恶赏罚得当，臣下如何能够作乱！如果不清明，放纵暴虐刚愎自用，即使有良臣在身旁，又有何作为？”太宗说：“齐文宣帝身边有个杨遵彦，难道不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吗？”答道：“他也只能延缓灭亡而已，如何谈得上治理好朝政呢？”
十七年（癸卯、643）
　　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
　　[1]春，正月，丙寅，上谓群臣曰：“闻外间士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徼幸之徒，已有附会者。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1]夏季，正月，丙寅（十五日），太宗对大臣们说：“听说外面士大夫传言承乾太子有脚病行走不便，魏王李泰聪颖悟性高，由于李泰多次跟随朕游幸，便突生疑义，一些别有企图的人，已有附会其法的。太子虽然脚有病，但并不妨碍行走。而且依据《礼记》：嫡长子死，应立嫡长孙。承乾的儿子已有五岁，朕终究不会以庶子取代嫡生子，来开启觊觎皇位的根源。”
　　[2]郑文贞公魏徵寝疾，上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 ，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徵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2]郑文贞公魏徵卧病不起，太宗派人前去问讯，赐给他药饵，送药的人往来不绝。又派中郎将李安俨在魏徵的宅院里留宿，一有动静便立即报告。太宗又和太子一同到其住处，指着衡山公主，想要将她嫁给魏徵的儿子魏叔玉。戊辰（十七日），魏徵去世，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均去奔丧，赐给手持羽葆的仪仗队和吹鼓手，陪葬在昭陵。魏徵的妻子说：“魏徵平时生活检朴，如今用鸟羽装饰旌旗，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这并不是死者的愿望。”全都推辞不受，仅用布罩上车子载着棺材安葬。太宗登上禁苑西楼，望着魏徵灵车痛哭，非常悲哀。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且书写墓碑。太宗不停地思念魏徵，对身边的大臣说：“人们用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整齐衣帽，将历史做为镜子，可以观察到历朝的兴衰隆替，将人比做一面镜子，可以确知自己行为的得失。魏徵死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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