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四卷(唐纪)(11)

　　[4]房玄龄等人先前受诏修定律令，认为：“依照旧法，兄弟分居，门荫互不相关，而谋反连坐时均处死；祖孙有荫亲，连坐只发配流放。依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当之处。现今重定律令，祖孙与兄弟株连犯罪的均发配劳役，”太宗同意。自此比照古代死刑，已除掉了一大半，全国称道。房玄龄等人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掉大辟九十二条，减流放做劳役七十一条，举凡删繁就简去除弊刑，改重为轻，不可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武德朝旧制度，在太学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从祀；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改为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亨。又删减武德以来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到此时颁行天下，又定枷、、钳锁、杖、笞等刑具，均有长短宽窄的规制。
　　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自从张蕴古死后，法官都以减罪释放为戒；当时误抓误判，又不加罪。太宗曾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判刑的较多较重，为什么？”刘德威答道：“这关键在于皇上，责任不在臣下，君主喜欢宽大则刑宽，喜好严刻则从重。律文写道：错判人入狱的减官三等，错放则减官五等。如今错判了人无事，错放了人却要获大罪，所以吏卒为求自免，竞相定罪，苛细周纳，不是别人让他们这么做，而是畏惧犯罪的缘故。陛下倘若一律以法律为依据，则此风气立刻改变。”太宗高兴，听从这个意见。从此断案大多平允公正。
　　[5]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二月，丁巳，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客棺而已。
　　[5]太宗认为汉朝预先修筑陵墓，以免子孙们时间仓促又耗费财力，而且一心要薄葬，担心子孙随从时尚追求奢靡。二月，丁巳（初二），太宗自定送终制度，依山建陵，地宫仅能容得下棺木即可。
　　[6]甲子，上行幸洛阳宫。
　　[6]甲子（初九），太宗巡幸洛阳宫。
　　[7]上至显仁宫，官吏以缺储，有被谴者。魏徵谏曰：“陛下以储谴官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柰何欲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等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嫌不足乎！”
　　[7]太宗到达显仁宫，当地官员因缺乏储备，有被降职的。魏徵劝谏道：“陛下因为储备的事就将官吏降职，我担心此风气盛行，则会造成民不聊生，这并非陛下巡幸各地的本意。从前隋炀帝暗示各地郡县进献食品，视其进献多少做为赏罚的根据，所以天下百姓叛离。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什么又要效法呢！”太宗惊叹地说：“没有你，我便听不到这类话。”进而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从前经过这里，买饭而食，租房舍而宿，如今供奉如此，怎么就能嫌其做得不够呢！”
　　[8]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8]三月，丙戌朔日（初一），出现日食。
　　[9]庚子，上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9]庚子（十五日），太宗在洛阳宫西苑饮宴，在积翠池泛舟，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修筑此宫苑，与百姓结下积怨，如今全都归我所有，正是因为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流在宫内谄谀，在宫外堵塞君主视听的缘故，能不引以为戒吗？”
　　[10]房玄龄，魏徵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
　　[10]房玄龄、魏徵上奏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下诏颁行全国。
　　[11]以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泰师，上谓泰曰：“汝事当如事我。”泰见，辄先拜，亦以师道自居。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曰：“今主上钦明，动循礼法，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执行馈之礼。是后公主始行妇礼，自始。
　　[11]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李泰的老师，太宗对李泰说：“你对待王当如侍奉我一样。”李泰见到王，总先行拜见礼，王也以师礼自处。王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先前，公主下嫁，都不以媳妇礼节侍奉公婆，王说：“如今皇上圣明，行为举止都依循礼法，我接受公主行礼，难道是为自身荣耀？只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名。”于是和他的妻子就席而坐，让公主拿着盛枣栗的竹器，行媳妇侍公婆的馈之礼，洗手后，递上特豚。此后公主向公婆行礼，就从王家开始。
　　[12]群臣复请封禅，上使秘书监颜师古等议其礼，房玄龄裁定之。
　　[12]众位大臣又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太宗让秘书监颜师古等人讨论礼仪，房玄龄予以裁定。
　　[13]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13]夏季，四月，己卯（二十五日），魏徵上奏疏认为：“君主善始者较多，能够善终的少，难道是取天下容易而守成难吗？那是因为身处忧患则竭心尽力对待百姓，一俟安逸就骄横恣肆而轻薄怠慢；竭心尽力待人则胡、越等族也同心协力，轻薄怠慢则亲属也离心离德，即使以神威圣怒震动天下，臣下也都是外表顺从，表里不一。君主应该能够做到见到希望得到的东西则想到知足，将要兴缮营建的时候想到适可而止，身处高处则想着谦卑，面临盈满则想着减损，遇见安逸享乐则想着克制，在平安的时候想到后患，防止闭目塞听则想到延纳谏诤，痛恨谗言邪恶则想着端正自己，行爵赏时想着由于高兴而乱行封赏，施刑罚时想到会因为恼怒而滥罚。君主常常思考着这十个方面，而选贤任能，这样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费力以代行百官的职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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