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九十三卷(晋纪)(5)

　　王含想逃奔荆州，王应说：“不如去江州。”王含说：“大将军王敦以往与江州王彬的关系怎样，你想到那儿去？”王应说：“这是因为到那里合适。江州的王彬在他人强盛的时候，敢于坚持不同立场，这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现在看到他人遭受困厄，也必定会有恻隐之心。荆州的王舒循规蹈距，哪能超出常规行事呢！”王含不听，于是逃奔荆州。王舒派军队相迎，将王含、王应父子沉入江中溺死。王彬听说王应要来，秘密准备小船等候。王应没来，王彬为此深感遗憾。钱凤逃到阖庐州，周光将他斩首，自己赴朝廷请求赎罪。沈充逃跑时迷路，错误地来到自己旧部将吴儒家，吴儒诱使沈充进入墙中夹层，于是笑着对沈充说：“我可以被封为三千户侯了！”沈充说：“你如果顾及往日情义保全我，我家必定会从厚报答你。你如果为了私利杀我，我死以后，你的家族也将灭绝。”吴儒于是杀死沈充，把首级传送到建康。王敦的党徒至此全部平定。沈充的儿子沈劲应当连坐受诛，同乡钱举把他藏匿起来，因此幸免。后来，沈劲终于灭绝了吴氏全族。
　　有司发王敦瘗，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斩之，与沈充首同悬于南桁。郗鉴言于帝曰：“前朝诛杨骏等，皆先极官刑，后听私殡。臣以为王诛加于上，私义行于下，宜听敦家收葬，于义为弘。”帝许之。司徒导等皆以讨敦功受封赏。
　　朝廷官吏挖开王敦瘗埋地，拉出尸体，焚毁身上所穿衣寇，摆成跪姿斩首，和沈充的首级一同悬挂在南桁。郗鉴对明帝说：“以往朝廷诛戮杨骏等人，都是先施加官方的刑罚，然后听任私人殡葬。我认为王法诛戮表现公理，私人情义则体现私交，应该听任王敦的家属收葬，在道义上更为弘大。”明帝同意。司徒王导等人都因征讨王敦有功，各自受到封赏。
　　周抚与邓岳俱亡，周光欲资给其兄而取岳。抚怒曰：“我与伯山同亡，何不先斩我！”会岳至，抚出门遥谓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回舟而走，与抚共入西阳蛮中。明年，诏原敦党，抚、岳出首，得免死禁锢。
　　周抚和邓岳一同逃亡，周光想资助自己的兄长，只将邓岳抓获。周抚发怒说：“我和邓伯山一同逃亡，你为什么不先杀我！”恰巧邓岳到来，周抚出门远远地对他说：“你还不赶快离开！现在连亲骨肉都将加害，何况他人呢！”邓岳掉转船头而逃，与周抚共同隐匿于西阳蛮中。第二年，明帝下诏赦免王敦的门党，周抚、邓岳出来自首，得以免去一死，但被禁锢。
　　故吴内史张茂妻陆氏，倾家产，帅茂部曲为先登以讨沈充，报其夫仇。充败，陆氏诣阙上书，为茂谢不克之责；诏赠茂太仆。
　　原吴内史张茂的妻子陆氏，倾其家财，率领张茂的部曲充当先锋，讨伐沈充，以报夫仇。沈充失败后，陆氏到朝廷上书，为张茂剖辩临敌不胜的罪责，明帝下诏赠给张茂太仆的官衔。
　　有司奏：“王彬等敦之亲族，皆当除名。”诏曰：“司徒导以大义灭亲，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亲乎！”悉无所问。
　　有关部门奏报说：“王敦的亲族王彬等人，都应当去职除名。”明帝下诏说：“司徒王导大义灭亲，尚且将世代宽宥他与王敦的兄弟身份，何况王彬等都是王导的近亲呢！”于是全部不加查问。
　　有诏：“王敦纲纪除名，参佐禁锢。”温峤上疏曰：“王敦刚愎不仁，忍行杀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谏；处其朝者，恒惧危亡，故人士结舌，道路以目，诚贤人君子道穷数尽，遵养时晦之辰也；原其私心，岂遑晏处！如陆玩、刘胤、郭璞之徒常与臣言，备知之矣。必其赞导凶悖，自当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奸党，谓宜施之宽贷。臣以玩等之诚，闻于圣听，当受同贼之责；苟默而不言，实负其心。惟陛下仁圣裁之！”郗鉴以为先王立君臣之教，贵于伏节死义。王敦佐吏，虽多逼迫，然进不能止其逆谋，退不能脱身远遁，准之前训，宜加义责。帝卒从峤议。
　　明帝下诏说：“王敦的重要党羽革职除名，其余僚属禁锢不用。”温峤上疏说：“王敦刚愎自负，不讲仁义，残暴杀戮，朝廷无法制约，亲朋不能谏止。在他幕府中的人，长期畏惧危亡，所以人人闭口不言，行路侧目，实在是贤人君子道义终结、时运乖背，只能静待其恶贯满盈的时候，推究他们的内心，怎么可能安然处之！诸如陆玩、刘胤、郭璞等人经常和我交谈，所以我所知甚详。确实是助纣为虐或诱导作乱的人，自然应当依据典刑严惩不贷；如果是迫不得已，沦为奸党的人，我认为应该加以宽宥。我将陆玩等人的真实情况，禀报圣上听闻，或许应当承受与贼党同流合污的罪责，但如果默默不言，实在有负于他们的用心。希望陛下依据仁义之道裁决！”郗鉴认为先王设置有关君臣关系的教义，可贵的是严守节操，为义献身。王敦的佐吏虽然许多是受到逼迫，然而既不能制止王敦叛逆的阴谋，又不能脱身远远离开，依照以往的典则，应该按君臣大义加以责罚。明帝最终听从了温峤的意见。
　　[6]冬，十月，以司徒导为太保、领司徒，加殊礼，西阳王领太尉，应詹为江州刺史，刘遐为徐州刺史，代王邃镇淮阴，苏峻为历阳内史，加庾亮护军将军，温峤前将军。导固辞不受。应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抚而怀之，莫不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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