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七十一卷(魏纪)(7)

　　[7]九月，吴主迁都建业，皆因会，不复增改，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
　　 [7]九月，吴王迁都建业，全部承用原有的宫室王府，不再增设改建，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卿在武昌，让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监督全国的军政大事。
　　南阳刘尝著《先刑后礼论》，同郡谢景称之于逊，逊呵之曰：“礼之长于刑久矣；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南阳人刘曾经著《先刑后礼论》，同郡人高等景向陆逊称赞这部书，陆逊呵斥说：“礼仪为首，先于刑法，已很久了，刘用繁琐的辩解违背先圣的教化，你现在在太子宫中任职，理应遵照仁义之礼以宣扬恩德之音，象刘那样的言论，没必要讲！”
　　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求见启诲，骘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及诸僚吏行能以报之，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
　　太子孙登给西陵都步骘写信，请求指教。步骘于是把当时荆州界内情况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报告，并上书鼓励规劝说：“我听说君王不亲临小事，而是让各级官吏尽忠职守，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贤人，自己不用再操心，不出庙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所以贤人所在之地，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兴哀的关键。愿使太子明晓重视，深加留意，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运了！”
　　张还吴迎家，道病卒。临困授子留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重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离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黜陟失序，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则上无偏廖之授，下无希冀之望矣！”吴主省书，为之流涕。
　　张回吴郡迎接家眷，中途病死去。临终时，将写好的遗表交给儿子。遗表说：“自到来主持国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至于治理的结果，多不能实现，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而是由于主上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趋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见，厌恶不同意见，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古书上说，‘从善如同登山，从恶如同山崩’，是比喻为善多么因难。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据有至尊的自然之势，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喜好容易受到赞同带来的欢快，无需听 取采纳别人意见，而忠义之臣提出难以采纳的方案，说出逆耳的言语，与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当如此吗！君王与忠臣疏远就会出现袭痕，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君王被这点所谓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迷恋于个人私恩错爱，使得贤明和愚下混在一起，罢免和进用都失去标准，这种情形由来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圣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访贤能如饥似渴，接受规劝而不厌烦，抑制私情，损减私俗，出于大义割舍私恩，那么上面没有偏颇错廖的任用，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吴王读着这封遗书，感动得流出热泪。
　　[8]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情命也。”每 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初，魏文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萧何定《汉律》，益为九篇，后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各为章句，马、郑诸儒十有余家，以至于魏，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览者益难。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尚书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8]冬季，十月，魏改平望观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系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决重要刑事案件，经常到听讼观临听。以前，魏文侯老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鞅接受了其中的思想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以后逐渐增到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世代都有增加和减光，错杂无常。后代人又各自逐章逐句作注，有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十余家，以至到了魏，能够适用的总计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阅读愈加困难。明帝于是诏，只采用郑氏注。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对于国家非常宝贵重要，但却被人们私下议论时所轻视；监狱官吏，掌握着百姓性命，但却被任用者所鄙屑。国家败坏，未必不是由于这一缘故。请设置法律博士。”明帝睬纳了他的意见。又下诏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余篇，虽然比萧何《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其它附属法令精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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