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六十八卷(汉纪)(12)

　　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麋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延，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乘舆播越，宗庙丘，王室荡覆，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智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臣司马光曰：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任务，而俗吏却不加重视；风俗，是天下的大事，而庸君却对此疏忽。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知道它们的益处之大，功效之深远。汉光武帝逢汉朝中期衰落，群雄蜂起，天下大乱。他以一介平民，奋发起兵，继承恢复祖先的事业，征伐四方，终日忙碌，没有空闲，仍能够推崇儒家经典，以宾客之礼延聘儒家学者，大力兴办学校，昌明礼乐，武功既完成，教育和感化的德政也普遍推行开了。接着是明帝、章帝，遵循先辈的遗志，亲临辟雍拜见国家奉养的三老五更，手拿经典向老师请教。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郡县官吏，全都选用熟悉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人，就是虎贲卫士也都学习《孝经》，匈奴贵族的子弟们也要到国家设立的学校学习。因此，教化建立于上，风俗形成于下。忠诚、厚道、重视道德修养的人，不仅受到高官的尊重，也为百姓所仰慕；卑鄙、邪恶、下流之徒，不仅不被朝廷容纳，也被乡里鄙弃。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教化风俗之好，还没有象东汉那样兴盛过。可是，到汉和帝以后，皇亲国戚独擅大权，奸佞小人得势妄行，赏罚没有标准，贿赂公行，贤良愚劣不分，是非颠倒，可以说是大乱了。然而东汉韩廷仍然能够延续，不至于灭亡，原因在于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人，不惜冒犯龙颜，在朝廷上据理力争，运用公义挽救危乱；下有身为平民的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辈，以民间舆论矫正已经败坏的社会风气。所以，政治虽然污浊，而风俗却不衰败，甚至有人甘愿冒斧钺诛杀的危险，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忠义之心更加激奋，紧紧跟随，虽接踵被杀，仍视死如归。这难道只是他们几个人的忠正、贤德吗？也是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遗留的教化使他们如此。在那时，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发奋振作，则汉朝的皇统治仍然不可估量。不幸的是，经过伤害、衰败之后，又加上了昏暴虐的桓帝和灵帝，保护奸佞，胜过骨肉之亲；屠杀忠良，胜过对待仇敌；百官的愤怒积压在一起，天下的不满汇合到一处。于是何进从外地召来了军队，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以此为借口向朝廷发难，使得皇帝流亡，宗庙荒废，王室倾覆，百姓遭殃，汉朝的生命已经结束，无法挽救。然而各州郡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人，虽然你争我夺，互相吞并，却没有不以尊崇汉朝为号召的。以魏武帝曹操的粗暴强横，加上对天下建立的大功，他畜养取代君王的野心已经很久了。但是，直至去世，他都不敢废掉汉朝皇帝，自己取而代之，难道他没有做皇帝的欲望？还是畏惧名义不顺而克制自己罢了。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又怎么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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