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3)

《史记》非“谤书”
【原文】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①。予按《后汉》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②班固所论，乃所谓“谤”也。此正是迁之微意。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贤，论甚不慊③。

【注释】
①此处引文见东汉班固所撰《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语。圣人，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观念。大道，即古人所泛称的“道”，在哲学上一般指天地自然及社会治理的总根源或总规律。
②此所引王允之语见《后汉书·蔡邕传》，为王允欲杀蔡邕时所说。王允（137—192），东汉末献帝时大臣，先是设计杀董卓，不久为董卓故将所杀。
③慊（qiè）：通“惬”，恰当。

【译文】
班固论司马迁撰写《史记》，认为“其是非标准颇与儒家圣人的观念相抵触，所以在讨论天地自然的大道理时便首先注重黄老之学而然后才及于儒家经典，在叙述游侠的事迹时便排斥有志节的隐士而专为一些奸雄人物立传，在记录工商业经济状况和相关人物的活动时便崇尚发财致富的势利而以贫贱为耻辱，这些都是司马迁观念上的囿蔽和局限性所在”。我查考《后汉书》记载王允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得他作出了一部诽谤的书，贻害于后世。”被班固所批评的司马迁的观念，就是所谓“谤”了。其实这正是司马迁著史隐微而不明说的用意之所在。大抵《史记》的叙述体例和有关论说，都是有所指的，并不是没有目的地编一堆空言式的史料。班固却批评司马迁的是非观念与圣贤多相乖违，这议论很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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