俶真训(6)

    由此看来，事物间的变化，新的物体莫不是从已有的原体事物中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事物大小繁多。秋天兽类新生的毫毛末端，尽管细小得能插进没有空隙的东西里，但与无形的“道”相比，又显得太大了；芦苇杆里的一层膜，薄到能飘飞到天空中，但与无形的“道”相比，又显得太厚了。所以既无秋毫之末又无芦苇之厚的“道”能够畅通于四面八方而无止境，又没有什么能遏制伤害它；它能生成精微奇妙事物，能促使万物生长、支配万物变化。天地之间没有什么能和它相提并论的！疾风能将大树刮倒，却不能吹掉长着的毛发；人从高耸入云的高台上摔下来会折断脊骨迸裂脑壳，但蚊虻却能适足飞翔。这些轻微小虫靠着造化的作用，在同一个角落内获得了形体；轻微小虫尚可以靠这造化所赋予的形体寄托生命，更何况没有形体的东西呢？由此看来，无形产生有形的事物这一道理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所以，圣人将精神寄托于内心，而复归到万物初始时的境界。这种境界，看上去幽冥昏暗，听上去寂静虚无；但就是在这幽冥昏暗中能看到光明，在寂静虚无中能听到声音。他的“用”在于“不用”，而正因为“不用”才能“用”；他的“知”在于“不知”，也正因为“不知”然后能“知”。天如不定则日月没有承载的依托，地如不定则草木没有生根的基础；人如安身立命的精神不安定，则是非标准就无法辨明。因此有了“真人”然后才有“真知”，你所持守的东西都不明确，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所认为的“知”不是“不知”呢？
    积累宽厚的恩惠，将慈爱恩惠披及民众，用声誉和荣耀去爱抚百姓，使他们欣欣然而乐于保全应有的本性，这就叫“仁”；建立丰功伟绩，树立显赫名望，确立君臣关系，端正上下之礼，明确亲疏远近，规定贵贱等级，挽救危难的国家，恢复灭绝的朝代，决断纷乱治理忧烦，振兴被毁的宗庙，择立绝后者的继承人，这就叫“义”；闭绝情欲，匿藏心机，抛弃智慧，返朴归真，茫然游荡在尘世之外，逍遥于无为初始界域，呼吸阴阳之气，和万物融为一体，这就叫“德”。所以，“道”散逸就只能依靠“德”，“德”流溢就只得施“仁义”，“仁义”树立则意味着道德的废弃。百围粗的树木，砍断制成牺樽，用曲凿刻刀雕镂，涂上青黄相间的颜色，花纹华丽、金饰鲜亮，龙蛇虎豹的形象被精心雕刻成图案。然而将另一段被扔弃在水沟中的木头和这被雕成的华丽牺樽相比，尽管美丑相去甚远，但两段木头均失去了树木的质朴本性则是相同的。由此可见，精神流失的人就会表现为言语华而不实，德性荡飞的人就会表现为行为虚假不诚；至精至诚的精神一旦从心中流散，浮辞伪行就会显露在人们的眼前，并难免不受外界物质世界的驱使。人们的言行举止都是精神世界外化的表现，精神是会有耗尽的时候，而行为却不会终止的，假如神不守舍，就会心神不定迷失生命的根本方向。人的精神守持不定，就会沉溺于世俗的风气中，一旦失误失足，内在的纯洁本性就受到污染而浑浊，因而会彷徨一生，得不到片刻的宁静。
    所以圣人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而不在乎外表装饰仁义。不宣泄情欲、显示聪明而遨游于精神的和谐。这样他可以下探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四方上下、贯通天下万物。这些就是圣德之人的行为表现。至于那“真人”更飘动在虚无的区域，遨游于无形的境界；他骑着蜚廉神兽，带着敦圄侍从，驰骋于世俗之外，休闲在宇宙之中，让十个太阳照明，使风雨听从使唤，让雷公当臣子、夸父为役仆，纳宓妃为妾，娶织女为妻。天地之间哪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所以说虚无是道的立足点，平易是道的本性。
    人们过度劳碌心志而扰乱自己的精神，费尽心思去追求物质利益，这些都会耗损人的精神元气而使精神离开了人的身心。所以，得寒症的人即使在春天还得借助衣服来御寒，而得热症的人就是在秋天还是希望冷风来解热。体内有病者，必定会在气色上有所体现。秽木浸水能治疗青翳，蜗牛唾液能治疗蜗睆，这些均是治疗眼疾的良药，但如果无缘无故使用一定会伤害人的眼睛。圣人之所以惊骇天下，真人从来不去过问；贤人之所以矫正世俗，圣人也从来不去过问。那牛蹄踩出的小水洼是容不下一尺长的鲤鱼的；土丘似的山坡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狭小的范围容不下巨大的东西，更何况要容纳无形的天地呢？它们离深渊高山的规模和气势还远着呢。人们沉溺于世俗社会，必定身形受系绊而同时精神散逸，所以不免会虚弱。如人被名利欲念所羁绊，必定是精神散逸在外，也必定会受系累。
    在道德最纯的时代，人们酣眠于虚无混沌的区域里，遨游在浩瀚无边的领域中，扶持天地而委弃万物，以鸿濛作圭表，飘浮在没有疆域的地方。因此圣人呼吸阴阳二气而众生仰慕归依、内心和顺。那时，没有人有意治理引导，但人和万物循性顺理悄然形成生长，浑浑然然，纯粹质朴的道德没有散逸，磅礴浑然一体而万物悠游自得。因此，即使有后羿的智慧也使用不上。时代发展到伏羲氏的时候，天下道术仍然浑厚茫然，蕴含道德和气，布施德泽颇为盛广，但人们的智慧开始萌发产生，似乎若有所知，并开始失去童稚蒙胧之心，观察起天地间的各种事物。所以伏羲氏的道德杂乱烦多而不专一。到了神农、黄帝时代，他们开始分离道统根本，通理天地，顺循自然法则形制，掌握阴阳变化，调和阴阳刚柔，分解联贯，使万物百事均有秩序条理。这样百姓无不张目直视，无不踮脚仰视聆听君主命令，仰头察看君王脸色。所以神农、黄帝虽然能治理好天下，但却不能够和谐自然。社会延续到昆吾、夏后时代，人们的嗜好欲望被外界诱惑，聪明受外界引诱，因而失去了天然本性和赖以存在的道德。到了周室衰亡时期，敦厚淳朴的风气被冲淡散失，办事行为背离道德、偏离德性，因而奸巧狡诈也随之产生。周王室的衰败使王道废弛，墨、儒也开始宣传标榜起自己的学说来，招聚门徒争论是非。于是各家学说均以博学来比拟圣人，实际是用华而不实的言辞来欺骗胁迫民众；他们行施礼乐歌舞，拿《诗》、《书》来文饰门面，为的是在天下沽名钓誉。与此同时，他们又实行繁琐礼节，装饰绂冕礼服，并使之等级化；聚集民众变化着无穷无尽的花样，积聚财富来满足无法满足的消费。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老百姓也开始误入歧途，不明事理，却又想施展智巧，迎合世俗，不择手段捞取名利。这时人们都奔波于邪道斜路上，丧失了“道”之根本。世人之所以沦丧纯正的天性，并日益衰落，其产生根源由来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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