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列传(5)

   钧少交结英豪，有名称，为西河太守。献帝初，钧语袁绍俱起兵山东，董卓以是收烈付眉阝狱，锢之，锒铛铁锁。卓既诛，拜烈城门校尉。及李傕入长安，为乱兵所杀。
   烈有文才，所著诗、书蜨教、颂等凡四篇。
   论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骃、瑗虽先尽心于贵戚，而能终之以居正，则其归旨异夫进趣者乎！李固，高洁之士也，与瑗邻郡，奉贽以结好。由此知杜乔之劾，殆其过矣。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祐错之徒不能过也。
   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建新耻洁，摧志求容。永矣长岑，于辽之阴。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禄，亦离冤辱。子真持论，感起昏俗。

【译文】

崔瑗传崔瑗字子玉,早年丧父,锐志好学,尽能继承父业。十八岁,到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贾逵待他很好,崔瑗于是有机会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以他为宗。他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别友好。起初,崔瑗之兄崔章被州人所杀,崔瑗手持白刃报仇,于是逃命出去。碰上大赦,回了家。家中贫困,兄弟同住数十年,乡邑被他们感化。崔瑗四十多岁,才做郡吏。因事被关在东郡发干县的牢狱。狱掾会《礼记》,崔瑗在考讯之余,常阅《礼》。
他的专心好学,即使在颠沛倒霉之时,也是如此。后来事情弄清被释回家,被度辽将军邓遵所召。不久,邓遵被杀,崔瑗免职而归。后来又被召进车骑将军阎显之府里。当时阎太后称制摄政,代行天子之事,阎显入朝参与政事。先是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而以北乡侯为嗣。崔瑗认为以侯立不以正,知道阎显将失败,想说令废立,而阎显日沈醉,不能见到。于是对长史陈禅道“:中常侍江京、陈达等,得因嬖宠蛊惑先帝,于是使废黜正统,扶立疏孽。少帝即位,发病于庙中,周勃的专权,在此又出现。今想与长史君共同求见,劝将军向太后请求,逮捕江京等人,废少帝,引立济阴王,必会上合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那么将军兄弟传祚于无穷。如拒违天意,久空帝位,那么将因无罪成了大恶。这就是祸福之机,分功之时。”陈禅犹豫不敢听从。遇上北乡侯死掉,孙程立济阴王,这就是顺帝。阎显兄弟都被杀,崔瑗也被排斥。门生苏礻氏全部知道崔瑗的意图,想上书把情况说清,崔瑗听到立刻制止了。当时陈禅作了司隶校尉,召崔瑗。对瑗说:“但听苏礻氏上书,我请替你作证。”崔瑗说:“这好比儿子、小妻在说私房话罢了,希望你不要说出口来。”于是辞归,不再应州郡之命。过了许久,大将军梁商初开幕府,又召崔瑗。自认为再作贵戚的官吏,搞不好又被斥,于是以病固辞。年中举为茂才,授职汲县令。在职时数次谈及时事,替百姓开垦稻田数百顷。在职七年,百姓歌颂他。汉安初年,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荐崔瑗为宿德大儒,从政有功迹,不应久在下位,由此升为济北相。这时李固做太山太守,赞美崔瑗文雅,奉书礼表示殷勤之意。一年多,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徇行郡国,用贪赃罪奏崔瑗,召到廷尉那里。崔瑗上书自讼,弄清案情放了出来。不久病死了,享年六十六岁。临终时,顾命儿子崔萛道:“人是秉天地之气以生,到了死时,归精于天,还骨于地。哪里不可埋葬形骸,不要归回乡里。那些赠送的物品,祭奠羊猪的,一概不得接受。”崔萛奉了遗命,于是留葬在洛阳。崔瑗文辞水平很高,尤其善于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共五十七篇。他的《南阳文学官志》被称于后世,那些能为文的人都自认为赶不上。崔瑗爱士子,喜宾客,盛修菜肴膳食,尽用美味,不问还剩多少。平日常食蔬食菜羹罢了。家中无甚积蓄,当世认为很清廉。
崔骃传崔萛,宇子真,又名台,字元始。少年时很沉静,喜欢读书。父亲死后,住在墓旁守丧。守丧期满,三公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不去。
桓帝初年,皇帝下诏给公卿郡国推举极孝顺和品德好的人。崔萛因病不能参加面试,拜为郎。崔萛对政体很精明,做官的能力很强,写了评论当代政事的意见数十条,题目叫《政论》。针对当时要害,议论很正确,博得当代人的称赞。仲长统说“:所有国君,应抄一遍,作为座右铭。”文章说:“自从尧帝、舜帝、汤王、武王开始,都依靠明哲的臣子去辅佐,博学之士当参谋。所以皋陶写了一篇《谟》而唐虞得以兴旺,伊尹、箕子作了《训》而商周也很兴隆。到了后代的君主,想中兴起来建功立业,何尝不依赖贤哲的臣子去参谋呢?凡天下治理不好,常常由于君主处在太平的日子太久,风俗渐渐衰败而不觉悟,政治渐渐腐化而不悔改,在危乱的环境之中,视而不见。有的人沉醉在私欲中,不管国家大事;有的人好话听不进去,颠倒了是非黑白;有的人在三岔路口徘徊,不知该往哪里走;有的人身边有可信的辅佐,但不让他们开口;有的人看到疏远之臣,因为身份不高而听不进耳,因此王纲弛废在上面,智士忧郁在下面,真可悲叹呀!“从汉朝兴起以来,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蒙受尘土,上下懒惰,风俗凋敝,人多巧伪,百姓议论纷纷,都希望中兴起来就有救了。再说拯救时世的方法,难道一定按尧舜的办法才能治理吗?只要能弥补缺陷,加根顶梁柱把大厦撑持,根据实情对症下药,相体裁衣,总之要把国家放在安宁的境域罢了。所以圣人执掌权衡,针对实际制定对策,步骤有所差别,各有巧妙安排。不强迫人办做不到的事,违背当时急切的需要而追求听来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从前孔子回答国君的问题,都是因人因事而异,他回答叶公的问政,就是要求近者悦而远者来;回答鲁哀公就是“政在选贤”;回答齐景公就是”政在节财”,不是为政之道不同,而是当务之急不同。因此,刚接受天命为君的人,每每有些独到的规定,中兴的国王,也要纠正当时的失误。古时盘庚想中兴商朝,把国都从耿迁到亳;周穆王有过失,让甫侯修正刑法。可是有些俗人拘泥于古文字记载,不懂得通权达变,听信奇特的新闻,忽略眼前的实际,怎么能和他们议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谈政事的,虽然听起来好像符合圣德,但实际上行不通。为什么呢?那班顽固的人对于当时情况完全不了解,习惯走老路。不知怎样安享其成,怎能考虑开创新局面,只是照老章程办事而已。那些通达的人有的夸耀自己,嫉妒别人,不愿与政见不同的人合作,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表达其含义,可是少数派毕竟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被抛弃。即使稷、契那样的贤相还在,仍将感到困难。这就是贾谊被绛、灌排斥原因,屈原写离骚发泄幽愤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