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四十六·郭陈列传(3)

   及窦宪为大将军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遣吏子弟奉献遗者，而宠与中山相汝南张郴、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后和帝闻之，擢宠为大司农，郴太仆，顺左冯翊。
   永元六年，宠代郭躬为廷尉。性仁矜。及为理官，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宠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
   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
   未及施行，会坐诏狱吏与囚交通抵罪。诏特免刑，拜为尚书。迁大鸿胪。
   宠历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见称当时。十六年，代徐防为司空。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奏议温粹，号为任职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阳尹勤代为司空。
   勤字叔梁，笃性好学，屏居人外，荆棘生门，时人重其节。后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户。永初元年，以雨水伤稼，策免就国。病卒，无子，国除。
   宠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迁廷尉正，以才能有声称。司徒刘恺举忠明习法律，宜备机密，于是擢拜尚书，使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初，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溢于《甫刑》者，未施行，及宠免后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又上除蚕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及邓太后崩，安帝始亲朝事。忠以为临政之初，宜征聘贤才，以宣助风化，数上荐隐逸及直道之士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于是公车礼聘良、燮等。后连有灾异，诏举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诏书既开谏争，虑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广帝意。曰：
   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謇谔之节，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讥，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敦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进善，有谒而不通者，罪至死。”今明诏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诚，引咎克躬，咨访群吏。言事者见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列二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若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
   书御，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延后位至太尉。
   常侍江京、李闰等皆为列侯，共秉权任。帝又爱信阿母王圣，封为野王君。忠内怀惧懑而未敢陈谏，乃作《搢绅先生论》以讽，文多，故不载。
   自帝即位以后，频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忠独以为忧，上疏曰：
   臣闻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书》曰：“小不可不杀。”《诗》云：“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盖所以崇本绝末，钩深之虑也。臣窃见元年以来，盗贼连发，攻亭劫掠，多所伤杀。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至于通行饮食，罪致大辟。而顷者以来，莫以为忧。州郡督录怠慢，长吏防御不肃，皆欲采获虚名，讳以盗贼为负。虽有发觉，不务清澄。至有逞威滥怒，无辜僵仆。或有傕蹐比伍，转相赋敛。或随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盗发之家，不敢申告，邻舍比里，共相压迮，或出私财，以偿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发露。陵迟之渐，遂且成俗。冠攘诛咎，皆由于此。前年勃海张伯路，可为至戒。覆车之轨，其迹不远。盖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纠增旧科，以防来事。自今强盗为上官若它郡县所纠觉，一发，部吏皆正法，尉贬秩一等，令长三月奉赎罪；二发，尉免官，令长贬秩一等；三发以上，令长免官。便可撰立科条，处为诏文，切敕刺史，严加纠罚。冀以猛济宽，惊惧奸慝。顷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协，寒气错时，水涌为变。天之降异，必有其故。所举有道之士，可策问国典所务，王事过差，令处暖气不效之意。庶有谠言，以承天诫。
   元初三年有诏，大臣得行三年丧，服阕还职。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旧令，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大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请依此制。”太后从之。至建光中，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奏，以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建武故事。”忠上疏曰：